书影[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本《刘宾客文集》书末董弅跋

再来看南宋刻本《国语解》，今藏国家图书馆，行世有《中华再造善本》（2006）影印本。《中国版刻图录》（1960）定其为宋刻宋元递修本，并将刻工分为三期，“南宋初叶杭州地区良工张昇、卓宥、张明、方通、骆昇、王介、严忠等为第一期。南宋中叶杭州补版工人马松、何泽、陈彬、陈寿、詹世荣等为第二期。元时杭州补版工人何建、缪珍、熊道琼、茅文龙、蒋佛老、何庆、李德瑛等为第三期”[25]。参照此份分期名单，笔者核查了该书全部书叶，发现诸如杨思（12叶）、杨明（13叶）、方通（13叶）、方迁（17叶）、江泉（14叶）、江孙（12叶）、刘宝（15叶）等人，仍是《国语解》的主要原刻刻工。换言之，《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及《国语解》，乃主要由同一个刻书小集团刊刻而成，因此，三部书籍的刊刻地区和刊刻时间应大致相近。

关于《国语解》的刊刻地区，《中国版刻图录》据刻工情况，推定为“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本”，学界对此并无异议。而《刘宾客文集》的刊刻地区，则颇多考辨。较早看到此书的傅增湘、李盛铎、周一良等人，均据书末跋语，定为董弅严州刻本。1969年，昌彼得发表《跋宋刻本〈刘宾客文集〉》（简称“昌文”），认为此本“不可能为绍兴八年董弅氏所原刻”，理由是该书所载刻工，有数名又见于光宗（1190-1194）刊本，“自高宗绍兴八年下至光宗绍熙元年，凡五十三年。如以十八岁始习其业，年逾七十高龄犹未退休，一工匠似不可能从业如此之久。由此推之，则此本殆为绍兴末年浙中从董本翻刻，或距事实不远也。”然昌氏未区分书叶之原刻补刻，其推论难称严密。2008年，刘卫林发表《“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刘宾客文集〉版本考略》（简称“刘文”）[26]，认为：《刘宾客文集》刻工多为杭州良工，且有孝宗至光宗时期的补版刻工（如卓宥、李棠、张明等），则书版迟至光宗朝尚存于世，而明袁褧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所附陆游淳熙十五年（1188）跋文云：“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毁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由此证知：此本非严州郡中旧版（即董弅刻本），亦非严州地区翻刻本，否则，放翁何须费时费力再加重刻此外，《刘宾客文集》的刻工名单，与陆游淳熙十四年（1187）严州刻本《新刊剑南诗稿》所见，大相径庭，则此本也不是陆游淳熙翻刻本。合此数端，刘文推断其为“杭州据严州旧本翻刻之刊本”，颇足信服。

既然，上述三部书中的两部——《国语解》、《刘宾客文集》均为杭州刻本，那么，第三部——尊本《世说新语》自亦应刊刻于杭州。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亲见此本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便称赏该书“字仿欧体，方整古雅，是杭本风范”[27]，可谓目光如炬，精辟至极。

再来讨论尊本《世说新语》的刊刻及刷印时间。《刘宾客文集》避宋讳至高宗“構”字止，不避孝宗“慎”字，诸如文集卷三《崔公神道碑》之“慎选寮属”、卷五《华它论》之“亦可慎诸”、卷十《上杜司徒书》之“谓慎独防微为近隘”、卷二十《口兵戒》之“以慎为键”、《犹子蔚适越戒》之“慎微以为椟”、卷二十八《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之“慎简由宸扆”、外集卷八《历阳书事七十韵》之“不慎在骑衡”等7处，“慎”字均不缺笔，其刊刻时间当在绍兴八年至绍兴末（1138-1162）的二十余年间。据此并考虑到《世说新语》避“慎”字，刘文推测尊本《世说新语》的刊刻时间，乃在“孝宗即位之初”。然而，尊本至少还有7处不避“慎”字，且往往避与不避，共存于同一刻工所刻同一书叶，若尊本果真刊刻于孝宗朝，“慎”字乃今上讳，刻工习惯成自然，似不应有此明显疏忽，因此，笔者认为尊本《世说新语》宜刊刻于绍兴朝后期，与《刘宾客文集》庶几同时。值得注意者，同一名刻工“方通”，在《世说新语》中刊刻的书叶（卷上第9叶B面注文第2行左第8字）避“慎”字，但在汪藻《叙录》（此书刊刻于尊本《世说新语》之前，“方通”乃《叙录》的补刻刻工，详见下文）中刊刻的书叶（卷上第22叶A面正文第8行第11字、第23叶正文第7行第9字），却又不避“慎”字，据此推知：尊本《世说新语》中的“慎”字缺笔，当是孝宗朝补版重刷时为避今上讳而铲去末笔所致，手民铲削时偶有遗漏，遂导致尊本出现19处避、7处不避的矛盾情形。事实上，这种补版重刷时铲削旧版以避今上讳字的情况，在宋刻本中并不少见，《中国版刻图录》所收宋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其“宋讳缺笔至構字，慎字间有剜去末划痕迹，知是孝宗朝或稍后印本。”[28]便是一例。

综上所述，大约在南宋绍兴朝后期，尊本《世说新语》翻雕于杭州，此原刻初印不避“慎”字本，今未见存世。至孝宗时期，书版经过补修[29]，并铲削“慎”字末笔以避今上讳后，重刷印行，是为日本尊经阁所藏本。至于尊本《世说新语》的翻刻底本，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也有依据抄本或其它刊本的可能性，但其据绍兴八年董弅严州本刊刻的可能性最大，理由如下：其一、按照目前文献所知，尊本初刻之际，行世之刻本《世说新语》，仅有绍兴八年（1138）董弅严州刊本；其二、与《世说新语》同时同地刊刻的《刘宾客文集》，乃据董弅严州本翻刻；其三、尊本之书名、卷数、篇数以及具体文字，均与源自董弅严州本的明嘉靖袁褧重刻本，基本一致。惟今存尊本首尾均无董弅跋语，是当年翻刻时所删，还是尊本在流传过程中所失，已难确考。

兹犹有说者，杭州与严州在地理上相距不远，翻刻《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两书，在时间上也与董弅刻本相隔不远，那么，其翻刻的动机和意义又在何处其实，此举背后乃隐含着一桩中国印刷史上的重要事件。著名古籍版本专家赵万里所撰《中国版刻图录序》，对此叙述颇详：

北宋时运往汴京的监本书版，靖康之变，全为金人掠去。南宋初年重建国子监于杭州，除了向附近地方政府索取史书、子书版片入监外，远在四川眉山井宪孟倡刻的南北朝七史版片也移送到监。同时，又由杭州工人翻刻了许多重要书版。宋亡后，这些版片，转送西湖书院存储。元时，余谦、叶森等曾督工整修印行。公元一三七五年即明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又把版片转存南京国子监。这些残缺断烂的三朝版，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因为遭受火灾，才荡然无存。

有意思的是，与《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属于同一批杭州刻工所刊刻的《国语解》，便见录于《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它因此被推定为“南宋监本”，据此而论，《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或也是“南宋监本”，亦未可知[30]。此外，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五月载：“秦桧欲令国子监复刻五经三史，上曰：‘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雕板，虽重有所费，亦不惜也。’”[31]南宋初杭州大量翻刻书籍，盖始于此，故《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的开雕时间，或可进一步限定在绍兴二十一年至绍兴末（1151-1162）的十年间。

三、汪藻《叙录》刊行过程考

尊本《世说新语》附宋汪藻《叙录》[32]上下两卷，乃此书存世惟一版本，保留了诸多极为珍贵的与《世说新语》相关的文献资料，备受推崇，就连尊本《世说新语》本身也因此增色[33]。不过，关于《叙录》的刊行过程，尚需考辨。

仔细检阅《叙录》两卷，可以发现：其部分书叶版框完整，字画清晰，迹近齐整之欧体，与尊本《世说新语》极为相近；而部分书叶则版框残损，字画漫漶，字体拙钝，与尊本《世说新语》不同。此现象表明：《叙录》乃补版重印本，前者为补版叶，后者为原刻叶（见书影[4]）。尾崎康曾云“从绍兴后半期开始，官刻本的字体出现了变化”[34]，《叙录》原刻叶与补刻叶字体的差异，或亦体现了这一变化。查《叙录》（包括原刻补刻）避宋讳至高宗“構”字止，不避孝宗“慎”字，如卷上第22叶A面正文第8行第11字（此叶为补刻），第23叶A面正文第7行第9字（此叶为补刻），卷下第49叶A面正文末行第5字（此叶为原刻），“慎”字均不缺笔，可证《叙录》的原刻补刻时间，俱在孝宗朝之前。进而考察该书刻工，补刻书叶版心所署刻工有杨思（9叶）、方迁（4叶）、方通（2叶）、方（方迁或方通，凡24叶）等人，正是前文所揭刊刻《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及《国语解》的刻工集团成员。据此，《叙录》的补刻时间，乃在尊本《世说新语》开雕之高宗绍兴后期，而其原刻时间，自然更在此之前。

书影[4]尊本《叙录》之原刻叶（右）、补刻叶（左）

让人好奇的是，绍兴后期补刻于杭州的这套《叙录》旧版，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何人所刻首先，它会不会是绍兴八年董弅严州刻本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其一、从现有文献来看，绍兴八年董弅所刻严州本《世说新语》，似并未附加汪藻《叙录》。宋人郑瑶等纂《景定严州续志》[35]卷四“书籍”载录80种严州本，其中有《世说》，但无《叙录》（或《世说叙录》）；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据董弅严州本重刻《世说新语》，明嘉靖时袁褧又据陆游本翻雕，但袁褧刻本并无汪藻《叙录》；此外，熟悉汪藻并藏有汪氏文集多种的宋人赵希弁，其《读书附志》卷上“杂说类”，亦仅著录《世说新语》三卷，未提及《叙录》。其二、即使退一步说，绍兴八年董弅刊刻《世说新语》之际，确曾刊刻了汪藻《叙录》两卷，但是，既然如前所述，杭州方面没有获得《世说新语》之董弅严州旧版，乃另倩良工翻刻，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叙录》之严州旧版。

因此，只剩下另一种可能性，即汪藻《叙录》有过单刻本，杭州方面就是利用此套单刻本书版，于绍兴后期补刻重刷，并与其新翻雕的《世说新语》合而行世。那么，单刻本《叙录》又由何人刊刻于何时何地再查《叙录》原刻书叶，版心残损、漫漶较为严重，尚可辨认的刻工姓名，有葛珍、徐宗、汪夫、陈荣、王荣、陈盛、严定、叶明、邓英、郑敏、叶巳等人，据前文所揭诸种宋代刻工名录所载，他们多活跃于南宋初期的浙江地区，其中葛珍、徐宗、陈荣、陈盛、王荣、叶明、郑敏等7人，又见录于绍兴间浙中刻本《艺文类聚》[36]，故《叙录》的初刻地点，应在浙江地区无疑。

再来考察《叙录》作者汪藻在两宋之交的行踪[37]：

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十一月，为校书郎，参与编修《秘书总目》。

八年（1118）十月，因不肯依附权贵，罢符宝郎，出通判宣州。

宣和元年（1119），上书请宫祠[38]，得提点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太平观，寓家晋陵（今江苏常州），凡八年，期间从贺铸游，观其藏书万卷，多所未见者。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至四年（1127-1130），累迁太常少卿、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讲等职，颇显一时，惜南宋政权建立伊始，风雨飘摇，汪藻侍从高宗，亦多仓皇。

高宗绍兴元年（1131）九月，充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二年（1132）十一月，乞修《日历》，历时六年，先后编就《元符庚辰以来诏旨》二百卷、《建炎中兴诏旨》三十七册、《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六百六十五卷；期间曾搜访湖州地区故家士大夫所藏文献史料。

五年（1135）初，移知抚州（今江西抚州市）；三月，罢官，再次提举江州太平观。

九年（1139）十月，出知徽州。

十一年（1141）七月，移知泉州。

十三年（1143）春，移知宣州，旋又改知镇江府，十二月，罢知镇江。

十四年（1144），落职永州居住。

二十四年（1154），卒于永州。

从上述三十余年的行踪来看，汪藻稳定寓居浙江的时间，主要在高宗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1127-1134），《叙录》之撰写和刊刻，盖即在此段时间内。不过，若考虑到《叙录》论及《世说新语》之李氏本、颜氏本、晁文元本、钱文僖本、晏元献本、黄鲁直本、章氏本、张氏本、王仲至跋本、刘本、赵氏本、南朝宋陈扶本、梁激东卿本及邵本等十余种，知见如此众多的珍稀版本，恐非一般宋代文人所能，而汪藻参编《秘书总目》，得窥北宋内府秘藏，复又尽观贺铸藏书，再加上自家所藏，以及搜访湖州故家士大夫所得，方得蔚为大观；此外，寓居浙江之八年，前四年高宗政权建立伊始，时局多艰，汪藻侍从左右，殊少宁日，后四年出知湖州，则颇多暇日，因此，《叙录》的编撰与刊刻，最有可能就在汪氏出知湖州的绍兴元年至四年（1131-1134）间。

至于《叙录》单刻本书版，又如何流入杭州亦不无可考。如上引《中国版刻图录序》所云，南宋政权偏安杭州之后，书籍匮乏，遂向附近州县征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载：绍兴五年（1135）闰二月，“尚书兵部侍郎兼史馆修撰王居正言：‘四库书籍多阙，乞下诸州县，将已刊到书板，不拘经史子集，小说异书，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间者，官给纸墨工价之值。’从之。”[39]绍兴十三年（1143），国子监重建，又取临安、湖州、衢州、台州、泉州、四川等地书板，入监备刷[40]。作为朝廷命官又颇重视文献史料的汪藻，盖即在此背景下，将《叙录》书板移送杭州。

绍兴七年，予友董弅令升为是州，期年政成，乃为堂于州治之左，日从宾客觞咏其上，而名之曰“高风”，以景慕子陵之贤，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而求予文为记。令升可谓能尚友千古矣。令升清介有守，观其所慕，足以知其为人，故余述子陵出处大概，以告令升而使并刻之。绍兴九年六月记。

据此两事，可知董弅与汪藻关系颇笃。耐人寻味的是，董弅出知严州的时间在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42]，其时，汪藻已被罢官，正以提举江州太平观的身份，闲游在江西抚州、浙江湖州一带，绍兴八年（1138）春，他还与友人同游长兴（今属浙江湖州）悬臼岭，并勒石题记，故不能排除汪、董两人聚谭严州的可能性。不管当年的细节如何，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即在绍兴八年校刻《世说新语》之前，董弅应已读过《叙录》，或许，正是汪藻对于《世说新语》的研究，才引发了董氏据家藏本校刻是书的意愿。

汪藻《叙录》尝考校诸本，提出了三个核心观点，即书名“定以《世说新语》为正”，卷数“定以九卷为正”，篇数“定以三十六篇为正”。再来看董弅校刻本，书名作《世说新语》，篇数为三十六篇，惟卷数却为三卷，与汪藻不同。据董弅跋文，其家藏《世说新语》版本，一为王原叔家藏本，一为晏元献校定本，《叙录》将此两本均列为十卷本，并称其第十卷与前九卷重出，董跋亦云：“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43]，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言语之间，可见清晰的承继关系。但问题在于，董弅为何既不采纳《叙录》定论，也不沿用自家藏本体例，却选择以三卷为正笔者推测：此或出于各卷内容及篇幅平衡之考虑。《世说新语》三十六篇各篇文字多寡悬殊，以尊本为例，全书凡295叶，前四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共计87叶，约占总数30%，据此推算，如欲将《世说新语》分为九卷，并保持各卷篇幅大致平衡的话，势必要将前四篇拆分为数卷[44]；而前四篇在内容上，又存在所谓效仿“孔门四科”之说，故董弅大概为了保持“四科”同列一卷的完整性，以彰显对孔教儒学的尊重，最终选择了三分之法。

至于董氏以三卷为正的文献依据，盖亦源自汪藻《叙录》，该书著录的三卷本有晁氏（文元）本及李氏本两种，其中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为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董弅刻本的分卷情形与之完全相同，再次显示了汪藻《叙录》对于董弅校刻《世说新语》的重要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在汪藻《叙录》提及的十数个《世说新语》版本中，十卷本数量最多，三卷本只有两种而已；然自董弅刻本以三卷为正之后，三卷本遂成为后世《世说新语》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以至元代刘应登校刊本《世说新语》重分八卷，企图恢复《隋书经籍志》所载“《世说》八卷”原貌，结果却遭到清人“淆乱卷帙”[45]的严厉批评。

四、小结

综上所述，尊本《世说新语》三卷及其所附汪藻《叙录》二卷，均属于古籍史上常见的补版重刷本，然两书原刻、补刻之时间，皆不同步。其中，《世说新语》三卷，刊刻于南宋高宗绍兴后期之杭州，所据底本为绍兴八年董弅严州刻本，同时刊刻的尚有《刘宾客文集》及《国语解》等书，此杭州初刻且全书不避“慎”字本《世说新语》，今未见传世；《叙录》二卷，则由汪藻刊刻于绍兴初期之湖州，此初刻单行本，今亦未见传世；之后，《叙录》书版移送杭州，绍兴后期杭州翻雕《世说新语》时，乃利用《叙录》旧版，补刻重刷，并与《世说新语》合而行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子部·小说家类”所录“《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盖即此本；至孝宗时期，《世说新语》书版复经少量补刻，并铲削“慎”字末笔以避今上讳之后，重刷印行[46]，此即尊本《世说新语》。也就是说，原系南宋“睢阳王氏”（即河南商丘王洙后裔）旧藏、今藏日本尊经阁文库的宋椠《世说新语》附汪藻《叙录》，实际上乃一套配本书，即孝宗间补版重刷本《世说新语》，配高宗绍兴后期补版重刷本《叙录》。

参考文献：

[1]参阅严绍璗《在尊经阁文库访“国宝”》，收入其《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400页。

[2]董康《书舶庸谭》卷三载：1927年3月15日，“午后二时，偕田中访前田侯邸之永山，出宋椠数种。内《世说新语》与图书寮藏为一版，刻工姓名俱同。书印在前，图书寮本漫漶处此均清晰，且无补版，盖绍兴时刊。内藤博士谓二刻，前田侯刻较后，误也。附录三卷，汪藻撰，仅见于《宋史•艺文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他之目录不载，中土久佚矣”，“有‘金泽学校’篆书、‘金泽文库’楷书墨方长印，又‘睢阳王氏’朱文正方，殆宋元间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子部三•世说新语注三卷叙录一卷考异一卷人名谱一卷”，记其曾于己巳年（1929）11月14日，至前田侯邸尊经阁鉴赏此书，详载版式行款、刻工讳字等情况，并云：“收藏有‘睢阳王氏’朱文大印，审其印式，当是元以前人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7页。

[3]令人遗憾的是，文学古籍刊行社及中华书局在影印时，均有多处修版描润，殊失原貌。故本文所引尊本《世说新语》，皆以日本影印本为准。

[4]今知存世宋刊《世说新语》有两部，除尊本外，另一部藏于日本宫内厅图书寮，闻全国高校古委会已有影印之计划。关于此本之详情，容日后另文探讨。

[5]笔者所据为明万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6]《直斋书录解题》卷一“易类”另著录《周易言象外传》十卷，解题云：“翰林学士睢阳王洙原叔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7]清杨椿《孟邻堂文钞》卷五“周易考序”亦云：“宋嘉祐间睢阳王氏洙，始以意为篇次，其后汲郡吕氏大防，嵩阳晁氏说之，东莱吕氏祖谦，九江周氏燔，斗南吴氏仁杰，沙随程氏洲，皆各有论著，然咸不免乖异。”清嘉庆间红梅阁藏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8]《宋史•王洙传》附王钦臣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册第9814-9817页。

[9]杨立诚、金步瀛合著《中国藏书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8页。

[10]笔者所据为明末毛氏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另《中国藏书家考略》所引《却扫编》多有阙漏。

[11]参阅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之七“在金泽文库访‘国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241页。

[12]清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卷二“宋版子部”，不载《世说新语》之名，嘉庆二年（1797）彭元瑞等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六“明版子部”，著录《世说新语》，然为明嘉靖袁褧嘉趣堂刻本。可见清宫似未曾入藏宋本《世说新语》。

[13]今检尊本残缺为：《人名谱》“无谱者二十六族”之最后两族“满、萧”及“又僧十九人”，《书名》一卷全部。

[14]譬如殷韵初《重印世说新语序》（1962，中华书局影印本卷首）、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凡例”（1983，中华书局）、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1992，江苏古籍出版社）等。

[15]清王先谦《世说新语考证》谓：“按明袁褧刻本前列董弅序，此‘令升’疑为‘弅’字之误。”王氏误。“令升”乃董弅字。

[16]2011年9月13日，尾崎康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发表题为《唐抄本与宋刻本——以〈世说新语〉为例》的学术演讲，曾简略提及上述观点。

[17]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子部三•世说新语注三卷叙录一卷考异一卷人名谱一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6-747页。

[18]周叔弢遗稿《宋刻工姓名录》，收入《周叔弢古书经眼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528页；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日]长泽规矩也《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三卷“宋元版研究”，汲古书院1983年版；[日]阿部隆一《宋元版刻工名表》，收入《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汲古书院1993年版。

[19]见周启锐整理《周一良〈世说新语〉批校》，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20]此宋本原为明人华夏（字中甫，号东沙子，无锡人）旧藏，钤有“玄赏”（朱文）、“华夏”（白文）两印；曾经文征明之子文嘉（1501-1588，字休承，长洲人）观赏，扉页有观款：“嘉靖乙巳四月观于中甫华君之东沙草堂，文嘉。”下钤“休”、“承”朱文连珠印；后归著名收藏家项元汴之仲兄项笃寿（1521-1586，字子长，嘉兴人）所有，钤“笃寿”（朱文）、“辽西郡图书印”（朱文）等印。清代曾入藏承德避暑山庄，民国时热河行宫文物回迁北平，储存并展览于“北平古物陈列所”，一九三七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古物陈列所文物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起南迁，后划归“中央博物院”收藏，最终远徙台湾，庋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昌彼得《跋宋刊本〈刘宾客文集〉》，初载《庆祝蒋复璁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69年版，后收入昌氏《增订蟫庵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6-277页。

[21]笔者所见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首册封面有李盛铎墨笔题识：“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六册，景印宋绍兴刊本。麐嘉馆藏。盛铎记。”扉页另有李氏题跋云：“小字本《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宋绍兴初刊，藏之天府，在热河避暑山庄，人间无由得见也。近年行宫宝物移入京师，陈列武英殿，纵人观览。徐子森玉商典守者，假归以西法影出付印，公诸同好，可为中山集发一异彩矣。癸亥四月朔装成，盛铎记。”

[22]书影采自李天鸣主编《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图书卷》，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10年10月版，第219页。

[23]《刘宾客文集》有8叶刻工标为“牛明”，笔者均视为杨明所刻，这是考虑到：另一名刻工杨思常省刻为“羊思”，推测杨明乃仿效而戏题“牛明”。此外，由于刻工中尚有“张明”、“叶明”两人，故凡标单字“明”者（23叶），笔者采用保守统计法，不计入杨明名下。

[24]关于刻工“刘宝”，刘卫林定其为最后一期补刻刻工。但笔者仔细核查其所刻《刘宾客文集》书叶，多有断版、版框残损及字画漫漶之处，尤以文集卷十三第4叶、外集卷九第5叶为甚，其版面情况差不多属于全书最差，根据古籍原刻补刻特征判断，刘氏所刻书叶当属原刻叶，绝不可能是最晚补版者。刘文之所以将其定为宁宗时补版刻工，盖因宁宗庆元刻本《欧阳文忠公集》刻工中有一“刘宝”。然“刘宝”乃民间常用单名，出现同名同姓的概率颇高，故孝宗绍兴时（1131-1162）在杭州刊刻《刘宾客文集》多达42叶的“刘宝”，与宁宗庆元时（1195-1200）在吉安仅刻了2叶《欧阳文忠公集》的“刘宝”，洵非一人。

[25]参见《中国版刻图录》之《国语解》解题，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1册第13页。

[26]收入刘卫林著《宋刊刘禹锡文集版本研究》第四章，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77-114页。

[27]《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子部三”之《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6页。

[28]参见《中国版刻图录》之《资治通鉴》解题，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1册第20页。

[29]尊本《世说新语》的补版叶似乎并不多，可以确认者有：卷上第7叶及第11叶，字体与全书差异甚大，镌刻殊为马虎，刻工名为“何文”，不见于尊本其它书叶及《刘宾客文集》，刻工名字的镌刻位置，也高出其它书叶约2至3个字，显系补刻。此外，如卷下第81叶（刻工为李恂）、第83叶（刻工为苏忠）等，其字体是更加齐整秀劲的欧体，笔画十分清晰锐利，应该也是补刻书叶。

[30]《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著录有《百将传》、《新序》等子部书，以及《韩昌黎文集》、《苏东坡集》、《林和靖诗》等唐宋别集。笔者所见为仁和吴氏双照楼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31]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册第2638页。

[32]汪藻此书实际包括四个部分内容，首“世说叙录”，著录《世说新语》书名、版本、卷数及篇数情况；次“考异”一卷，次“人名谱”一卷（尾残），次“书名”一卷（已佚）。四个部分凡存书叶146叶，版心分题“叙录上”或“叙录下”，故本文以《叙录》而非《世说叙录》为该书四个部分之总名。

[33]傅增湘曾评价尊本云：“此本与日本帝室图书寮所藏相同，均绍兴间严州官本，第彼本断烂漫灭处甚多，不及此本之精湛，且《叙录》、《考异》、《人名谱》各卷为寮本所无，则尤足珍也。”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7页。

[34][日]尾崎康《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35]见《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册第4382页。

[36]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今有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等。中华书局影印本“前言”称：此本刻工“与绍兴二年浙东茶盐司本《资治通鉴》同者二人，与绍兴九年临安府本《汉宫仪》同者二人，与严州本《仪礼》同者九人，据此，可考知这个本子应是绍兴间浙中所刊。”参阅孙麒《〈艺文类聚〉版本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38]关于“请宫祠”之义，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五“退闲•宫祠”有详解，其文云：“旧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闲之禄也。神庙置宫观之职以代之，取汉之祠官祝釐之义。虽曰‘提举主管某宫观’，实不往供职也。故奏请者多以家贫指众为辞，降旨必曰‘依所乞，差某处宫观任便居住’。惟在京宫观，不许外居。”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1页。汪藻于宣和元年（1119）、绍兴五年（1135）两次提举江州太平观，自然也是“不往供职”。

[39]见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册第1420页。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误引为李心传《朝野杂记》，文字亦有脱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51页。

[40]参阅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第一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51页。

[41]本文所据《浮溪集》三十二卷为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上海图书馆藏本。

[4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六载：绍兴七年（1137）癸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董弅，充徽猷阁待制，知严州。”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册第1869页。宋陈公亮续修《严州图经》卷一载知州题名云：“董弅，绍兴七年十一月初三日，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知，绍兴九年八月初五日罢任。”《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渐西村舍汇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69册第6942页。

[43]《叙录》引刘本跋语：“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董弅藏本正得自王原叔家，故其所云“四十五篇”，当指第十卷所载四十五事，而非指《世说新语》全书分为四十五门。

[44]《叙录》载十卷本“自《容止》至《宠礼》为第七卷，自《任诞》至《轻诋》为第八卷，自《假谲》至《仇隙》为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五事、钱晁所不录者，为第十卷。”笔者以尊本为例统计，自《容止》至《宠礼》凡35叶，自《任诞》至《轻诋》凡40叶，自《假谲》至《仇隙》凡28叶，篇幅大体平衡。而有意思的是，十卷本之第七卷至第九卷，恰好等于尊本（三卷本）卷下。据此推算，十卷本的第四、五、六卷，相当于尊本卷中；十卷本的第一、二、三卷，相当于尊本卷上。换言之，前四篇“孔门四科”至少得分拆成三卷。

[45]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关于元刘应登刊本的详细情况，参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兼论“刘辰翁”评点实系元代坊肆伪托》，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

[46]事实上，此杭州翻刻本《世说新语》在南宋刷印多次，譬如日本宫内厅藏本就比尊本刷印得要晚，补版书叶也多于尊本。关于宫内厅藏本，笔者另文详考，兹不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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