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之先生是早期公费留美博士，也是最早将西方近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之一。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数十年，是中国早期的数学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30年代的清华大学和40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杨武之和他的同事们在艰苦朴素的日子里教书育人，造就了中国第一批世界级的数学家，佼佼者如华罗庚和陈省身等人。

杨武之生于1896年，那是满目疮痍的时代。他的父亲杨邦盛，是清末秀才，在外省漂泊，以幕僚为职。母亲患肺疾，常年以药为伴。杨武之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奋读书，与母亲和弟弟杨力瑳相依为命。

母亲会省下买药治病的铜板，让去学堂的两个幼子买早点。杨武之就把可以买两个小烧饼的钱去买一个大烧饼让弟弟杨力瑳充饥。

合肥的冬天儿童都穿两层棉袍，里面一层短，外面一层长。杨力瑳的棉袍是别人施舍的不合身，里面长外面短，常常惹来同学们的讥笑。为了这个，哥哥杨武之护着弟弟与同学打了一架，教训他们不可以因为有钱有势去欺负别人。

杨武之忘不了母亲病危时，以仅有的一些铜板买来一帖中药，煎好汤药之后，药罐落地，当时母亲说她的日子要到头了。

1905年，杨武之的母亲病逝，九岁的杨武之和弟弟更加的可怜了。三年后，在奉天路上的父亲因染上鼠疫意外去世。杨武之的叔父杨邦瑞语重心长地对两个侄子说：“你们无依无靠了，要好自为之啊!”

杨武之

少年杨武之牢牢地记住了叔父的话语。更加发奋读书，从不与纨绔子弟和不求上进者为伍。

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和教育方式传播到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北平已有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学堂等，当时只有高等师范学校可免学费，又可申请到助学金，对于家境贫寒的杨武之，确是唯一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刻苦用功的他，通过努力，于1915年顺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大学。

1918年，22岁的杨武之在北师大完成学业，而后回到家乡母校教中学数学课。

成家立业是人生两件重要的事，杨武之的姑父刘芷江有个朋友叫罗竹泉，是个土郎中。他的女儿罗孟华与杨武之同庚，正待字闺中。杨家虽然家道中落，但杨武之一表人才，于是便由大人做主，杨罗两家联姻。

1919年，23岁的杨武之与同岁的罗孟华成婚。婚后，杨武之在离家百余公里的安庆教书，罗孟华留在合肥县城西大街四古巷的杨家宅院里生活。

1922年农历八月十一，他们的长子杨振宁出生。在杨振宁9个月大的时候，杨武之考取安徽省公费留美生。

杨武之临行前，一家三口还在自家院子里请人照了相。杨武之带上一张，妻子罗孟华保存一张。照片里罗孟华坐在椅子上，表情中有些许忧虑与苦涩，但她没有挽留丈夫远渡重洋，是作为妻子的隐忍与明理。不满周岁的杨振宁不谙世事坐在母亲怀抱里。年轻的杨武之穿着长袍马褂，端端正正气宇轩昂的模样。

这张相片成为了妻子思念丈夫时的安慰，而抚养儿子的重任也落在了罗孟华一人身上。

1923年，杨武之到了美国，在斯坦福大学读了一年半大学课程，取得学士学位。那时官费经常不能供给，留学期间的各种艰辛，只有自己体会。1924年秋，杨武之进入芝加哥大学，1926年以《双线性型的不变量》论文获得硕士学位。1928年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成为中国因数论研究而成为博士的第一人。

丈夫留学期间，罗孟华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家乡合肥，那时留洋归来抛弃旧娶的妻子另娶新式女学生的大有人在。

罗孟华不是没有担心过，她暗暗思忖：“自己的文化程度只有初小，而且缠过足，又是包办婚姻，没有感情根基，丈夫一走五年会不会变心……。”她也做了打算，如果杨武之真的抛弃她们母子，她也要好好的把儿子教育成材。

1928年夏天，杨武之即将返回家乡。回来之前，给妻子发电报，要她带孩子去上海相聚。罗孟华那时真是喜出望外，眼泪盈眶。这一份电报无疑将她从无尽的担忧和胡思乱想中拉了出来。

她迫不及待地带着杨振宁，由杨振宁的叔叔杨力瑳护送嫂嫂和侄儿到上海。在码头迎接杨武之，一家三口终于在上海团聚了。

杨武之归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温馨和幸福，他受聘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直接从上海前往厦门，一家人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1929年秋，杨武之改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全家迁往北平，住清华园西院19号。杨武之的三个子女杨振平、杨振汉和杨振玉(女)相继在清华园出生。

杨振宁在这里念完了小学又进了北京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读书。在崇德中学，有一位名叫邓稼先的同学和他最要好，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当时在清华园任哲学系教授，同是安徽人，父亲是同事，儿子同窗，关系就更加亲密。

清华园年幼的子弟们一放了学，一群小伙伴在园中到处跑。他们常常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车冲下来在一座没有栏杆而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驰而过。车行急速，十分过瘾。

当时，清华大学生物系有成排的大金鱼缸。在每两行缸之间有一条砖砌的沟，约有两寸深，六七寸宽，儿子子们就沿沟行车。杨振宁常把4岁的弟弟杨振平载在自行车小座位上。一次运气颇坏，摔了一大跤，杨振平的左额撞上了沟边，开了一个大口子。大哥赶紧带他先去医务室把血止住，伤口钳好。然后带他回家给他吃金钱素，哄弟弟不要告诉爸爸妈妈。

那时，各地烽烟四起，在清华园里相对有一个安宁环境，在顽皮的年龄，他们做了许多年少而不知危险的事。

1934年秋至1935年，杨武之去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学术一年。杨振宁每周都会替母亲写一封信寄给父亲，告知家中的情形和弟弟妹妹学习生活情况。还不忘和父亲在书信上讨论代数题目或几何可以有几种解法的心得。杨武之能及时得知妻子儿女的近况，他更感到的大儿子聪慧，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信中夸儿子“似有异禀”。

1935年，杨振宁在清华园

1937年，北平附近的卢沟桥上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荷枪实弹的日寇打进来，学校办不下去了。杨武之只好将已怀孕的妻子和四个子女，尽快送回安徽合肥老家。

那时的杨振宁已经在北平上到中学4年级。到了合肥，杨振宁立即进入省立第六中学读书。在这样紧张的战事环境里，杨武之依然把儿子的学习记挂在心上。

在合肥，罗孟华生下第五个孩子，取名杨振复。同年11月，杨武之则只身到湖南长沙，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同仁们一起，组建“国立临时大学”，租借湖南圣经学校为教学楼，开展招生和教学工作。

上海“八一三”战事后，江苏南部已成前线，日本飞机不时空袭合肥。杨武之在长沙，既忧心国难当头，同胞们还不能团结救亡，又忧心家眷和亲友在合肥，恐遭不幸，所以日夜牵绊。

杨武之的学生朱德祥回忆说：“老师在长沙，多次同我们讨论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政权侵略成性，中国摆脱帝制不久，国势不强，人民受教育水平低，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要吃大亏。”

杨武之挂念妻子刚生产不久，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留在合肥，她又是缠足，若有闪失，必将抱恨终生。几星期后，杨武之前额头发就一片花白了。

他的同仁都劝杨武之赶快请假赶回合肥，将家眷接来长沙。杨武之考虑临时大学刚成立，教学研究工作很紧张，一直不肯请假，拖到快放寒假时才走。

杨武之自长沙辗转回到安徽，接了全家大小，一家人从合肥出发，一路上遇车乘车，遇水乘船，有的时候甚至是步行，经过汉口，绕道香港和海防，历尽颠簸跋涉到达目的地昆明，那时已是1938年3月。

因为在2月间，临时大学已经从长沙迁徙至昆明。在那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以后，成立了一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杨武之一家七口人，租住在昆明小东角城的一所老式房屋。16岁的杨振宁，到了昆明，很快便进了昆华中学上高中二年级。

因为战事，全国老百姓的日子极苦，昆明物质条件低下。杨武之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工资因为通货急邃膨胀，实际收入大概只及战前的几十分之一。

在这些艰苦的岁月里，杨武之夫妇对于孩子的身体成长和学习教育，从来没有松懈过。有限的收入，都用在子女身上，尽量让孩子能获得最起码的营养。妻子罗孟华勤恳耐劳，吃苦奉献，开门七件事加上琐碎的家务活，她都承包了。

家中几个孩子的衣物鞋袜，都由她自己动手缝制或改制。她还特别爱清洁、爱整齐，衣服每天洗，到了深夜，就为孩子缝补衣物，家里一切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战争结束时，全家个个清瘦，但总算人人健康。”后来，杨振宁这样赞颂他的母亲。

1938年秋天，杨振宁念完高二以后，就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进了西南联大化学系后转入物理系。当年全国参加考试的人有两万以上杨振宁是榜上第二名。

西南联大上课的学生

刚满16岁的杨振宁踏入了大学时代，在这里，文史是大学一年级的同学必修之课。授业的老师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等。他们轮流上课，一位教授只讲一到两个礼拜，采取这种方法为的是可以给学生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

战时的昆明，不仅学校的校舍简陋，而且各种物资都极端匮乏。同学们坐在窗户没有安装玻璃的教室里听课，刮起风来，纸张乱飞，必须把书本用东西压着。下起雨来，铁皮的教室房顶被雨打得哐当哐当地响。夜间，学生宿舍上下铺，一屋子挤40多人。“呜一鸣”的警报响起来，师生们又得赶紧起来跑警报。

西南联大的师生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三个著名大学的教授们聚集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可谓名家云集，良师济济。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在学校里，学术空气异常浓厚。抗战八年，西南联大造就了一大批后来成为中国科技栋梁的人才。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1940年秋冬，日寇几乎每天轰炸昆明。9月30日，飞机又呼啸着飞来，他们在小东角城的家，中了一颗炸弹，毁坏了家具和物品，万幸的是，当时全家人都躲在防空洞里。面对这些，杨武之安慰家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儿女们都健康成长，再熬几年，我们家必有出头之日。”

为了躲避轰炸，全家迁到昆明西北郊龙院村的一个大院里，同院住的西南联大教授共有10家人。这里已差不多是穷乡僻壤，只有几户地主家有电灯照明，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龙院村都没有，没有铁路、公路，没有煤气、自来水，没有电话、邮局。

杨武之骑自行车每周往返于昆明城和龙院村之间。有一次天黑时，自行车从乡下崎岖又泥泞的堤埂上，滑到埂下的水沟里，他浑身是泥，几处受伤。当时那个家，白天蛇可见行于屋梁上，夜半时后山上狼嚎声不断，令孩子们害怕极了。

杨振宁的4个弟弟妹妹都还是12岁以下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农村没有好的学校可进。杨武之怕三个子女荒废学业太久，就自己担任家庭教师，一有空闲，就先教他们念中国古文和白话文。他告诉孩子说：“近代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目，到念中学时再读都不迟，可是中国语文，一定要从小就学，一点一点学扎实，将来一生都有好处。”

在那样的特殊年代，日子虽然艰辛，但有母亲的爱护和父亲的教育指引、孩子们都有自己所学的兴趣和努力的方向。

杨振宁为鼓励帮助弟弟妹妹念书，减少他们的顽皮捣乱，就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下来，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记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每周谁如果有三个红点，就可以由大哥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以示奖励。

西南联大操场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昆明的形势又一度紧张起来。到了12月，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杨武之说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常同他的同事、学生和朋友们讨论天下大事，他鼓励每个人都应坚定信心，迎接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

1943年他们家从龙院村搬回昆明城，杨振平、杨振汉进入联大附中，杨振玉、杨振复进联大附小念书。

这时杨振宁已自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进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硕士。1944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又考取了留美公费。杨振宁取得好成绩，这给了艰苦奋斗中的父母亲以无限的安慰，也给弟弟妹妹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8月28日杨振宁离家飞往印度转去美国。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杨武之一家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一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

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分别迁回北方原址，杨武之不巧在学校北迁时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病，全家只得暂时滞留昆明。他暂任昆明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

病愈后，他自感精力已大不如前，那时他刚满五十岁，杨武之说自己已经不能像老将黄忠一样上前提刀，转战沙场了。脑力和体力已不允许自己再专研数学研究，后半生只能从事教育，也许能再培养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家。

对于教育，杨武之说首要的是知人，也就是除了当伯乐外，更多的时间是认识每一位学生的长处和短处，充分让每一位学生发挥他的长处。若能遇到禀性异常的学生，更应当循循善诱，循序渐进，让学生的功课基础扎实，这才有成大器之可能。

杨武之与妻子罗孟华

1948年在杨振宁的帮助下，高中毕业、成绩优秀的杨振平也去美国念大学。进布朗大学（BrownUniversity）读工程，杨振宁当时刚从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留校担任讲师。他月薪375元，就分给弟弟三分之一，供他每月的宿膳费。

1948年底，东北的辽沈战役结束，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积极酝酿之中，杨武之预想到北平解放恐已不会很久。1949年3月初杨武之携同妻子和三子女一起飞到上海，等待上海解放后回北平清华大学。

1949年5月，上海迎来解放，到了7月，杨武之非常失望地知道清华大学不再续聘他。而不被聘请的原因并不在杨武之这边。

杨武之遂应聘为同济大学数学系教授，同时应大同大学校长胡刚复先生之聘为该校数学系兼职教授。着手培养新中国第一代数学人才。

新中国成立之后，杨振汉、杨振玉、杨振复分别进入交通大学化工系、复旦大学生物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杨武之说到他这一生适逢三个时代，再加上在美国留学和德国访问的6年，对比是十分强烈。

青少年时期，在大清帝国统治下生活了15年，大清帝国到19世纪已经十分腐败，以至于到民穷财尽，差不多沦为殖民地。

中华民国时代，生活了38年。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几省独立为政，民不聊生，盗贼蜂起，哀鸿遍野，最后引致日本入侵。

8年是抗日战争时期，给中华民族带来大灾难。最后终于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解放了的中国。

1952年夏，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将改成以建筑为主的专科大学，而复旦大学改成文科和理科的专科大学，杨武之将从同济大学转入复旦大学任教，大同大学则撤消。

他以很高的热情参加这次教学改革，杨武之会英语和德语，不会俄语，但仍以五十六岁的年纪继续学习俄语，他说：“我不求会很快学会讲俄语和听俄语，但我会很快地学会看俄文数学书，几个月后杨武之便可以阅读了。他根据苏联教材，编写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代数和数论教材。

1952年，杨武之的第三子杨振大学毕业了，他对三子说：“我在青年时代，以为科学可以救国，也以为教育可以救国。所以奋发读科学书籍，到美国去学习西方的近代数学。

但解放后才逐渐了解到，只有推翻旧政权，赶走殖民主义者和外国势力，铲除军阀，消灭割据局面，消除贪官污吏，中国人才能最终站起来。到这时，科学和教育才能真正地帮助中国人，找到更好的未来。”

大儿子和二儿子都远渡重洋，母亲盼望他能留在上海，杨武之劝妻子说：“男儿志在四方，三儿子是国家的人才，应该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杨振带着父亲的鼓励和母亲的牵挂，到北京去参加中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1954年冬，杨武之第二次重病住院。上次重病是1946年，得的是伤寒病，并且复发两次，这次得的病是抗药性糖尿病，杨振宁及时寄来高浓度高纯度的胰岛素后方才脱离险情。

后来他的身体一直虚弱，再没有恢复到生病前的健康水平，也再不能去复旦大学登台上课或带研究生了。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时，他住在华东医院。

杨武之兴奋地说：“这次杨振宁、李政道同获诺贝尔奖，证明中国人是有智慧、有能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杨武之多次告诉孩子们，不要小看中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深远意义，还说这件事至少让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打掉了自卑感，从心理上敢于同西方人一争短长了。

李政道夫妇、杨振宁夫妇

同年夏天，杨振宁来电报说将带太太杜致礼和儿子杨光诺去日内瓦工作数月，希望父亲也能去日内瓦小聚，杨武之那时刚过危险期不久，仍然病卧床上。他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总理，意思是说近来报载有重要成就的杨振宁是他的儿子，杨振宁该年夏天在日内瓦欧洲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他非常想念分别多年的儿子，能不能去日内瓦和他小聚。

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杨武之带病和妻子万里迢迢经过莫斯科飞往日内瓦。1957年的秋天，在风景如画的日内瓦湖畔，杨振宁见到了他久别的双亲。

一家人共同度过了难忘的数星期。杨武之向大儿子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新事物，并带杨振宁到中国驻日内瓦的领事馆去看电影记录片《厦门大桥》，看到其建造时所克服的不能想象的艰难。

欢聚的时刻就要过去了，杨振宁买了一盆终年盛开的非洲紫罗兰，专门照了像，并在像片本上写上“永开的花是国的象征”。1957年8月9日，杨武之临别时写了两句话给大儿子留念：“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1959年后，中国相继研制成功并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还发射了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杨武之都受到极大鼓舞。他说：“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盛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非常强盛，可惜在明朝以后，发展几乎停顿，远远落在欧洲和北美洲那些后起的国家之后。清朝和民国时代，贫穷、愚昧、落后，到处受帝国主义欺侮。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现在中国有原子弹、有氢弹、放导弹、放卫星，这意义实在太大了。中国已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杨武之夫妇于1960年、1962年一起两度再去日内瓦团聚。父亲一如既往地同儿子谈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新中国的社会风貌。离开中国多年了，因此，父亲的话，许多地方杨振宁能理解，也有许多地方他不能理解，于是，父子俩就发生了多次辩论。

自1966年10月，杨武之的工资因某些原因被停发，当时他们家的开支，靠三子杨振汉一个人的工资，小儿子振复经常生病住院，所以入不敷出。杨武之隔一个月或两三个月通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支票从瑞士支取一些钱回来贴补家用。杨振宁也只能通过在存折里，看到父亲取钱时签下的刚劲有力的字，才知道父亲健在上海。

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杨武之，说要调查他的同学、朋友、远亲、近邻的历史问题和当前表现，杨武之均一一回忆，毕恭毕敬地写成书面材料，签上名字，交给来人。他说：“我为我的朋友负责，我为组织负责，我写的都是事实，没有半点虚假。我想当前最要紧的是要讲诚实，不能在外面错误的压力下讲违心的话。”

特殊时期，报纸上很少有新闻，差不多所有书籍都暂停出版，杂志也销声匿迹，只有印的小报，写的大字报满街流传。杨武之评论说：“小报和大字报不必看，因为他们完全不负责任，真真假假无从判断。”

1971年6月，杨振宁回国探望家人。杨武之在病榻上说：“我们家的家风，一生为人清白。你们母亲勤俭持家、一生奉献给丈夫和子女。我教书一生，清白一世，培育了中国新一代的数学人才，我的子女都大学毕业，还得到诺贝尔奖，你们都在国家的重要岗位上努力，我也无愧于社会。这都是你们大哥能回来的基础。”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望。一批美籍华人，都是杨武之的老朋友、老同事纷纷于1972年携带家眷回国探望，也都到华山医院探望他。

杨武之当时既兴奋又感慨：“我遗憾的是我的身体不行了，否则我将一起去北京见周总理，我将当面谢谢周总理批准我去日内瓦，谢谢周总理关怀我的病情。我76岁了，还碰上中国的春天，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春天，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如果我身体好了，我还要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一些贡献。我有朋友、同事和学生在海外，我会请他们回大陆看看。”

1972年冬，杨武之感冒以后神志模糊最后转为昏迷，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直到他于1973年5月12日在上海去世，时年七十七岁。

这位爱国教育家，77年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惊天动地的历史演变，他用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培育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和他同时代的教育者，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他们盼望着国家强大，民族富有，全身心投入都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他们为教育人才，殚精竭虑，贡献了毕生才学，生命不息教育不止，精神永存。

最后以五四时代的一首歌结束全篇：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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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由作者主观思想+历史客观事实梳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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