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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装剧中，清朝宫廷戏可谓占了半壁江山。

扮演过清朝女性角色的演员不在少数，但能驾驭好旗头装扮的屈指可数。

那么多年看下来，能上清宫美人榜的，我只服这10位。

1、陈烨

提到清宫戏，那必定绕不开李翰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导演的清宫三部曲《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及《一代妖后》，相较于三部影片里刘晓庆饰演的西宫慈禧太后，陈烨扮演的东宫慈安太后更让人过目不忘。

与刘晓庆一样，陈烨也是80年代无数父辈迷恋的电影女神，不过，与刘晓庆的名声大噪及多劳高产不同，陈烨的演绎经历较为简单。

可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次荧屏亮相，却让观众对那张豪爽大气的面孔印象更深。

来自鱼米水乡的陈烨，不像其他江南女子那般娇小纤细，她生得高挑匀称，盘靓条顺，鹅蛋形的脸庞上一双英气逼人的眸子甚是出挑。

带着三分英气，三分豪气，同时兼具雍容华贵，奢华明朗的旗装与华丽硕大的旗头装扮，在她的身上不仅有了端严之姿，还沉静古典，令人肃然起敬，不敢逼视。

娴静优雅的仪态，豪爽干练的气质，让陈烨把慈安的善良、宽厚、忍耐呈现得淋漓尽致。

良好教育下女子的温婉和贤惠，在举手投足间释放，陈烨的慈安，无论是外表还是内涵，都颇具母仪天下的风范。

2、何晴

早期大陆美人的身上，古典气质总是更加浓郁，出身于浙江昆剧团的何晴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同样是来自江南水乡，同样是饰演慈安，在何晴的演绎下，慈安少了大气豪爽，却也多了温柔与娴淑。

何晴的眉眼恰如曹公笔下描写林妹妹的那样“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天然的罥烟眉，天生的桃花眼，眉尖若蹙，潋滟生姿。

当她望向对手演员时，那烟雨蒙蒙的眼神，总感觉是带着几分慈悲与怜悯，透着善良与温和，让人不自觉想去靠近，想要怜惜。

旗装要想穿得好，相貌过关了，仪态也一定不能垮，而何晴那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古韵气息，让她的一颦一笑都宛若仙人之姿。

站立时端庄有礼，仿佛一朵冰清玉洁的水莲花，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赏心悦目的同时又给人心旷神怡之感。

能把清宫装穿出仙女感的演员，何晴必然是最出类拔萃也是最美的那个，无论是色彩深沉的黑色吉服褂，还是颜色鲜媚的各式旗装旗头，在何晴忧哀愁幽怨的脸上、清雅恬淡的身姿下，都有了遗世独立的出尘之气。

3、王艳

在琼瑶的清装宫廷戏《还珠格格》系列电视剧中，王艳饰演的晴儿，尽管出场时间较晚，戏份也不算多，但清灵婉约的楚楚模样却极惹人瞩目。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的王艳，有着深厚的古典舞基础，因为长时间练习舞蹈的关系，她的身上自然而然地带着股轻柔灵动的气质，身体也比寻常人更加柔软。

晴儿是出身皇室的格格，从小便养在老佛爷身边，知书达理，乖巧懂事。25岁的王艳风华正茂，凭借柔美恬静的长相，高洁淡雅的气质，王艳赋予了晴儿活的灵魂。

不过分张扬又没有攻击性，王艳的晴儿就是这样一个温柔娴雅，自带兰花芳香与清甜气息的矜贵才女。

头上顶着镶嵌大朵簪花的大拉翅，身上穿着色彩明亮的旗装，脚上还有双厚厚的花盆底鞋，即使旗装样式呆板臃肿，夸张大拉翅也不符合历史背景，可芳雅似兰的王艳还是呈现给了观众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大家闺秀模样。

4、宁静

从眉眼就能看出，宁静不是温柔娴静的类型，她浓眉大眼，明艳夺目，她的笑容总是那么灿烂又充满了自信，她的脸上笑靥如花仿佛整个花海绽放。

《孝庄秘史》里的大玉儿，在科尔沁草原上自由奔跑时，她是率真张扬，天真烂漫的鲜活美人。

入宫后的大玉儿，卸去草原女儿的狂野，是自然流淌，泉水般清澈明亮的温婉美人。

孝庄太后时期的大玉儿，成熟沉稳，是丰腴饱满，气质华贵的雍容美人。

宁静的美，直白、刺眼，第一眼就能让你感受到她的魅惑丛生，这样清纯与野性兼具的美人，要是遇见色彩明丽的清宫旗装，无疑是热烈的锦上添花。

两把头、软翅头在宁静的驾驭下，既有恬静可人的轻柔婉约，还有富丽妩媚的光彩夺目。

大玉儿的一生起起伏伏、坎坷多磨，宁静用她咄咄逼人的美，纯熟真挚的演技，把大玉儿的聪慧睿智，坚毅果敢诠释得淋漓尽致。

靠着大玉儿一角，她一战成名，也是因为她，才让观众对大玉儿有了更加形象的认识，相辅相成，相互成就，人与角色缺一不可。

5、郝蕾

郝蕾五官精致，身材丰腴，她的长相是典型的圆润饱满的富贵之相，由她来扮演皇后的角色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出演《少年天子》时郝蕾二十四岁，初次登场的她，是福临的表妹博尔济吉特氏，大婚时一身华贵精良的皇后嫁衣。

头上各式金色珠簪点缀，鲜红耀眼的色彩，华丽无比的装饰，此时的郝蕾美得就像是一朵刚刚绽放的玫瑰花，娇艳欲滴，绚烂夺目。

靠着一张线条柔和的鹅蛋脸型，娇嫩细腻的白皙肌肤，郝蕾把剧中各种旗头造型都驾驭得游刃有余还贵气天成。

《少年天子》剧组造型师设计出的清宫旗头造型，比之其他清朝宫廷剧，发型样式相对小巧，饰品也素雅低调。

皇后的旗装色彩多偏暗淡，旗头也梳得低矮婉约，看着不会过于抢夺郝蕾的美貌，也恰如其分地对其明艳的五官进行了衬托，显得她愈发明艳动人。

6、霍思燕

霍思燕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女孩，第一次认识她就是从《少年天子》的乌云珠开始的。

额头饱满，瓜子小脸，年轻时的她面部有着丰富的胶原蛋白，五官虽不精致却有种幼态含蓄的古典美。

23岁的霍思燕，用乌云珠这个角色温柔了岁月，双瞳剪水我见犹怜。

更难得的是她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清灵纯净的书卷气，不笑时高傲圣洁，笑起来又沁人心脾。

乌云珠一直景仰着福临，满怀期待地入宫选秀女，没成想被博果尔半路拦截，娶进贝勒府。然而，心意相通的两人终究还是走在了一起，背着宫廷里的流言蜚语，直到博果尔自杀，乌云珠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福临的妃子。

当初霍思燕穿着如青花瓷般素雅的旗装，头上戴着小把大拉翅的这个造型，完全触动了我。

清纯与妩媚结合地恰到好处，骨子里还迸发出无尽的纯善与才情，凡是乌云珠出场的每一帧画面都美得令人沉醉。

7、刘诗诗

能被沈阳博物馆选中，成为馆内宣传介绍清朝旗装的模特，足以证明刘诗诗对旗头装扮的驾驭能力有多强。

刘诗诗从小学习芭蕾舞，她身形纤细，体态优雅，就连站姿都比一般人更加挺拔板正。

再加上本身清丽脱俗的长相，以及修长优美的脖颈曲线，使得刘诗诗穿起清宫装来比一般人更具有气若幽兰的雅致感。

2011年刘诗诗24岁，《步步惊心》是她出演的第一部清宫戏。

剧组对旗头造型设计得十分精巧，旗头形状偏圆润，簪花与珠钗交错点缀也不会觉得繁复累赘，反而更能与刘诗诗细腻莹润的鹅蛋小脸相辉映。

素净淡雅的旗装，娇艳别致的旗头，人淡如菊的脸孔，虽然不会一眼惊艳，但清逸隽永的舒适感，却越品越醇厚，越品越有古典风情。

8、刘心悠

唐人出品的《步步惊心》，不仅打造出了清丽的旗装美人刘诗诗，刘心悠的马尔泰·若兰同样让人眼前一亮。

不同于活泼甜美的妹妹若曦，“幽兰若谷，沉静似水”的若兰则是面容冰冷，不苟言笑。

若兰被赐婚给了胤禩，入宫成了八阿哥的侧福晋，在得知青梅竹马的青山身亡于战场后，从此她的眼里就没有了光。

刘心悠五官长得非常漂亮，从眉毛、眼睛、鼻子到嘴唇，每一处都似精雕细琢般精致。

她饰演的若兰，眉目愁容的疏离清冷，一低头一抬眸的勾人心弦，加上花瓣嘴角的微微上扬，每种神情下的样子都有种惊心动魄的美。

蛾眉淡扫，腮红浅浅，头发全部梳起，戴上高耸繁复装饰的瑰丽旗头，身上裹的旗袍则是素净的淡蓝、浅紫色，沉静内敛得让人忧伤。

9、孙俪

作为一部播出11年，每年仍然能够为制片方带来一千多万元收益的清宫剧，《甄嬛传》这部现象级爆款，生命力之强劲堪称奇迹。

而撑起这部剧核心女主角钮祜禄·甄嬛的正是孙俪，不到三十岁的孙俪，用颜值与实力把这位聪明慧黠，口齿伶俐，重情重义同时又不失精明城府的孝圣宪皇后刻画得入木三分。

孙俪是典型的方脸型，五官也舒展大气，尤其是一双水润润的大眼睛长得极美。

她的眼睛，外眼角微微上翘，眼珠黑白分明，眼光清澈，充满坚定感的同时又很有力量，给人一种智慧聪明的感觉。

她的鼻梁高挺且鼻头圆润，五官立体的同时又添了分娇憨的少女感。

虽然是方脸，但孙俪下颌角较为圆润，因此整张脸并不会显得生硬呆板，而是独一份的端庄与俏丽并存，正好契合了甄嬛事业女强人的形象。

加上剧组精良的服化道修饰，与跌宕的剧情相结合，当孙俪换上不同时期甄嬛的装束后，循序渐进的外在变化，为观众呈现出了不同阶段的美貌升级，这才是大女主晋级的正确打开方式。

10、斓曦

一部《甄嬛传》，不仅让孙俪在事业更上一层楼，斓曦这个名字也被大众所熟知。

斓曦是唱黄梅戏出身的，当过三年的文艺兵，退伍后考入中戏学习表演。有戏曲功底加持，又生得如花似玉，28岁那年，斓曦很幸运地拿到了沈眉庄这个角色。

最开始的眉庄因为才貌出众，品行端庄，进宫后很快便得到恩宠。

然而，枪打出头鸟，爬得越快就越容易招致妒忌与陷害，在一次次遭人算计后，眉庄看透了帝王的无情、深宫的炎凉。

“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这是沈眉庄对雍正说的话，也是她坚守一生的信仰与傲气。

菊花自有高洁之姿，沈眉庄也一样，她气质拔群，聪慧端庄，而这份傲然于世的气性，在玫红色、紫色、橘色为主的旗装里，在独树一帜歪着的旗头上，都得到了印证。

沉稳淡泊的颜色与沈眉庄冷静自持的特性相得益彰，更显出她如菊花般不与百花争艳的气节，恬然自处，傲然凌霜。

而斓曦从容貌、身姿仪态到言谈举止，无一不是宠辱不惊，镇定自若。

以上10位清宫装美人，用实实在在的美貌，把旗头装造型狠狠拿捏，她们的美惊艳了时光，也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久久难忘的美好回忆。

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中最集中而又充分地体现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样式之一，中国传统绘画自成一套完整的绘画美学体系。中国书法与中国绘画关系紧密，所谓“书画同源”，两者的产生与发展相辅相成。中国书画艺术历史悠久，不仅具有独特的技法和风格面貌，更与中华民族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画是中华民族文明史所产生的艺术结晶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种物化见证。

大一统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包括书画在内的各种艺术珍品的收藏历来都以皇室为中心。中国宫廷书画收藏始至汉代，经魏晋、唐宋、元明清等历代的收集、整理和鉴藏，期间虽有散佚损毁，但其最重要的部分仍较为完整地得以保存，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清宫书画的鉴藏

中国宫廷书画收藏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1]卷一，3。董卓胁逼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军人皆取内府图画缣帛为帷囊，“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1]卷一，3。魏晋开始，个人书画创作开始风行，宫廷对书画作品的收藏随之发展。“魏、晋之代，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时焚烧。”[1]卷一，3南朝政权更迭迅速，宫廷藏品几乎成为末代帝王的随葬品。梁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1]卷一，4。隋唐时期国家一统，加上帝王的喜好，天下书画名品源源进入皇家“秘府”，然而“安史之乱”则使自太宗朝积累起来的唐内府书画藏品“耗散颇多”。宋代内府书画收藏在徽宗时达到鼎盛，《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是其辉煌的见证，然“靖康之变”，宣和内府中的书画收藏全部散失。元代宫廷收藏在文宗朝也曾相当可观，后来则每况愈下。明代宣宗、宪宗、孝宗三朝的书画收藏之盛甚至不亚于宋代宣和与绍兴两朝，但松懈的管理使藏品不断流失，后期更将书画作为发给官吏的薪金，即所谓的“折俸”。

书画收藏历来有官、私收藏(即皇家内府与民间私人收藏)两个方面，又总是时聚时散，官私递藏。清代皇室书画收藏不仅远胜于私家收藏，而且为前朝各代所不及。明末清初之际，流散在各地的书画已有一部分为清室所收集，后来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许多著名私人鉴藏家的藏品亦陆续归入内府。臣民对帝王的进贡也是清宫书画收藏的组成部分。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南巡，臣工往往多有贡献，其中又以进书画、文玩较为讨喜。乾隆皇帝在《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中说：“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间，每遇慈宫大庆、朝廷盛典，臣工所献古今书画之类及几暇涉笔者又不知其凡几。”[2]第3册，1《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嘉庆皇帝的上谕中也说：“朕自丙辰受玺以来，几暇怡情，唯以翰墨为事，阅时既久……至内外臣工，祝嘏抒诚，所献古今书画亦复不少。”[2]第8册，4清自入关后经四代积累，宫廷书画收藏在乾隆朝蔚为大观。

在清宫书画收藏中，“三希堂”与“四美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原放在乾清宫，此为皇帝之正式寝宫。王献之的《中秋帖》则置于御书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遂在自己办理日常政务的养心殿居所中辟专室存放这三件晋人名迹，并名之为“三希堂”。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认为这三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稀世之珍”，而且是历经宋、金、元诸代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籍”，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了非凡的意义：“今其墨迹经数千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踰此。子墨有灵，能不畅然蹈抃而愉快也。”[3]卷一七，237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这四件画作在明代即被董其昌称为“四名卷”，他对此四件巨迹散佚后自己只能得其一而感慨不已。乾隆年间，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品搜集行动中，这四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团聚。乾隆皇帝对“千古法宝，不期而会”叹为“不可思议”，并非常高兴地御题《蜀川胜概图》，有“乃今四美具一室，赏心乐事无伦比”诗句。后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并命名曰“四美具”。乾隆皇帝又命董邦达绘《四美具合幅》，并御题《“四美具”赞》，一再强调“剑合珠还”之意，足见其志得意满及其收藏的千古之盛。此时，存世的唐、宋、元、明名画几乎收罗殆尽。这是继宋徽宗宣和内府后最全的一次汇集。

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记载，书画作品大致藏于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御书房、宁寿宫、淳化轩、延春阁、清漪园、静怡轩、富春楼、毓庆宫、安澜园、狮子林、避暑山庄、继德堂、谐奇趣、秀清村、静寄山庄、九州清晏、养性斋、问月楼、长春书屋、学诗堂、敬胜斋、三希堂、懋勤殿、漱芳斋、清晖阁、鉴园、烟雨楼、画禅室、南薰殿、弘德殿、思永斋、斋宫、瀛台、画舫斋、同乐园、玉玲珑馆、翠云馆，其中以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御书房为古书画收藏最集中的殿阁。

清内府所藏的书画作品曾经专人鉴定，尤其是乾隆朝，更进行了全面整理与分类编目，数次组织书画名家和鉴赏家对藏品进行鉴定和品评，区别上等、次等，并分详简著录。参加鉴别、编纂者，如乾嘉时的张照、梁诗正、董邦达、励宗万、阮元、胡敬等，皆为精于鉴赏之人。其成果体现在奉敕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编、续编、三编。《秘殿珠林》取唐代佛教典籍《法苑珠林》之名，专记内府各宫所藏属于佛道经典的书画、石刻、木刻、织绣等；《石渠宝笈》取汉代宫廷秘籍典藏、讲学之所“石渠阁”之名，专记内府藏非宗教题材书画，以贮藏殿阁地点编次，又按照书法、绘画与书画兼有者按册、卷、轴等不同装裱形式著录，不但详记作品名称、尺寸、质地、书体、题材内容、本人款识、印记、他人题跋等项，还集中了上述张照、梁诗正等一批饱学之士研究、考证、鉴定等语。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上起魏晋、下至清代中期近两千年书画作品一万多件。有关清内府书画著录，也有一些编者笔记汇集的著作，如阮元的《石渠随笔》、胡敬的《西清札记》和《南薰殿图像考》等。

乾隆皇帝重视所藏书画的鉴赏，常在文学侍从、内廷画家陪侍下阅赏品鉴，作为政务之暇的消遣。他本人艺术修养甚高，嗜古成癖，对收藏的书画及工艺珍品进行过认真的鉴评。阅赏钤印是乾隆帝的喜好，故宫藏的很多传世书画精品上都钤有乾隆的玺印。《乾隆御制诗》中仅绘画诗就有2000余首。乾隆皇帝在书画上的题跋则更多，仅《快雪时晴帖》在49年中题跋就达73处，在他认为是真迹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上题跋55处[4]。人们认为，乾隆皇帝的鉴定水平并不很高，但他又以鉴赏家自居，喜欢自加品评，在画上题诗，加盖鉴藏印记，这样他人就很难再发异议。但这些题跋和题诗，或记叙文物的收藏经过，或抒写感想，也是乾隆皇帝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的反映，有其特殊的价值。

二、清宫书画的佚存

经过乾隆皇帝近60年的搜求，清宫书画收藏达到了巅峰，历时74年纂修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前后三编整理、鉴定了从清初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间清内府所藏总数在10000件以上的书画珍品，其中除当朝皇帝、大臣作品外，唐宋元的书法名画近2000件，明代作品亦存2000件左右，可见清以前的传世书画占了相当的比重，但后来清宫所藏书画因各种原因散佚甚多。嘉庆时，皇帝喜用宫中所藏法书名画颁赐亲王和大臣，赏赐成亲王永瑆的书画中就有西晋陆机《平复帖》。道光以后，用书画作为赏赐品更是有增无减。

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200余件历代书画悉遭厄运。后来，内廷太监也趁火打劫，盗窃书画并售与古玩市场。溥仪在退居内廷的13年中，更以“赏赐”的名义，将1200余件书画古籍珍品移运出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于1932年3月9日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扶持溥仪“执政”(年号“大同”)，包括书画在内的大批清宫文物亦由天津运至长春伪皇宫内。装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下东间，即所谓的“小白楼”。在长春伪皇宫期间，溥仪曾先后将米元章《真迹卷》、赵伯驹《玉洞群仙图》、阎立本《孔子弟子像》等书画“赏赐”给“近臣”。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洲国迁都通化，溥仪一行带走了精选的57箱珍贵文物。溥仪随身携带的珍宝则装在一个原装电影放映机的皮匣子里，运到了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的通化临江县的大栗子沟。后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押往苏联。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男女眷属将100余件书画手卷上缴给了东北民主联军派来接收的代表。这些法书名画包括晋、唐、五代、宋时的名家佳作，大多数是《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乾隆皇帝鉴赏的名品，都是见于《赏溥杰单》的。贮放古籍及书画的小白楼在溥仪一行匆匆出逃长春之后遭到了守护伪皇宫“国兵”的哄抢，成为有名的“东北货”。这些书画流散出来后，大部分是流往关内，一部分则经香港等地流往国外。

清末民初，清宫书画频遭劫难，部分已损毁，部分散佚海内外。例如，乾隆皇帝十分钟爱的“四美”现在分藏于中、美、英、日四国博物馆，《九歌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调拨自北京故宫博物院)，《蜀川胜概图》现藏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亚洲艺术馆(即弗利尔美术馆和赛克勒美术馆)，《女史箴图》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潇湘卧游图》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一些散佚的清宫书画则多年来不知下落。世人以为已不存于世，实则密藏在私人之手。近年来，在海外多种拍卖会上，不时有惊人藏品出现。例如，康熙帝命画家王翚用数年时间完成的《康熙南巡图》(共12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其中的6卷，巴黎的博物馆藏有2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1卷，加拿大的博物馆藏有1卷，还有2卷被认为已佚失。2014年3月，《康熙南巡图》的第6卷残卷现身法国波尔多拍卖会，并以189万欧元的天价成交。据统计，嘉德拍卖公司在1993年至2013年这20年中拍卖成交古代精品书画500余件，部分为清宫旧藏书画，其中《石渠宝笈》上著录者47件，包括王羲之、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文徵明、仇英、董其昌等人的名作。此外，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皇帝的书画作品计达20余幅，其中乾隆皇帝所画的“金盏花”(水墨纸本)在2010年嘉德拍卖上以1008万人民币成交。

清宫珍藏书画虽然有所散佚和损毁，但其最为重要的部分却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与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院中。可以说，两院荟萃了中国法书墨迹及绘画作品的精华，有相当多的名迹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中也可见清宫书画收藏的基本风貌。

两岸故宫所藏的绘画作品以明清宫廷收藏的中国古代绘画为主，创作时间上起西晋，下迄清末，跨越17个世纪。质地以纸绢本水墨、设色画为大宗，其他尚有壁画、油画、版画、玻璃画和唐卡等品种。绘画装裱的形式主要有手卷、立轴、屏条、横披、镜片、贴落、屏风、册页、成扇、扇面、扇页等。较贵重的画作多以绫绢、织锦、缂丝作为裱工材料，再装以硬木、陶瓷、象牙、犀角乃至金玉质的轴头、别子，裹以丝织画套、包袱，袭以杉木、楠木、花梨、紫檀的册页封面或画盒。古画的创作题材十分丰富和齐全，计有山水、人物、风俗、花卉、翎毛、走兽、楼台(界画)等画科，较为系统地覆盖了众多风格流派。

两岸故宫收藏的法书，其创作时间上起西晋下迄当代。书体则篆、隶、真、行、今草、章草毕具。除一般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作品之外，尚有尺牍、写经、稿本、抄本、奏折、公文、题跋等手写文献。装裱形式丰富多样，有立轴、屏条、横披、斗方、贴落、匾额、楹联，也有手卷、册页、成扇、扇面、扇页、扇册等等；质地有纸本、笺本、绢本、绫本之分；墨色有墨笔、朱笔、泥金、泥银之别。

两岸故宫的书画藏品互补性强、对应点多、联系面广，既各有千秋，又不可孤立存在。如台北故宫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与北京故宫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合为乾隆皇帝所称的“三希”；特别是许多互有关联的书画分藏两岸故宫，例如郎世宁的《十骏图》，五幅藏于北京故宫，五幅藏于台北故宫；再如，台北故宫所藏唐代怀素《自叙帖》原来的精美囊匣尚留于北京故宫。

多年来，两岸故宫一直致力于征求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弥补清宫收藏的缺项。自乾隆皇帝后，宫廷收藏日趋衰落。因此，18至19世纪的“扬州八怪”、“京江画派”、“改费派”、“海派”等许多画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清初属于非正统画派的“金陵八家”、“四僧”、“黄山派”等，也是乾隆朝不屑于收藏的艺术品，但如今，这些都已是艺术珍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利用各种时机已将上述几个时期的书画收藏齐备。此外，通过购买、调拨、接受捐赠等方式，早期珍贵书画逐渐入藏两岸故宫。这些绘画藏品的征求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和展现清宫书画及中国美术史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北京故宫现在共有绘画、壁画、版画、书法、尺牍、碑帖约15万件。这个收藏量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其中约1/3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其中，绘画4.7万余件，清宫旧藏1.5万余件；书法近7.4万件，清宫旧藏2.2万余件；碑帖2.8万余件，清宫旧藏5800余件。北京故宫所藏清宫书画包括碑帖合计4.28万余件，其中，绘画珍品主要有：

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宋摹本)、《列女图》(宋摹本)和传为隋·展子虔的《游春图》。

唐五代：唐·阎立本《步辇图》(宋摹本)、传为周昉的《挥扇仕女图》、韩滉《五牛图》、传为五代·黄鉴《写生珍禽图》、传为胡环的《卓歇图》、阮郜《阆苑女仙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卫贤《高士图》、周文矩《重屏会棋图》、董源《潇湘图》等。

北宋：郭熙《窠石平远图》、巨然《秋山问道图》、崔白《寒雀图》、赵昌《写生蛱蝶图》、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王诜《渔村小雪图》，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和赵佶所署押的《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以及王希孟的青绿巨作《千里江山图》、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等。

南宋：赵伯驹《江山秋色图》、赵伯骕《万松金阙图》、马和之《后赤壁赋图》、米友仁《潇湘奇观图》、杨无咎《四梅图》、赵孟坚《墨兰图》等精品。

元代：黄公望《天池石壁图》、吴镇《渔父图》、倪瓒《古木幽篁图》、王蒙《夏日山居图》等。

北京故宫藏明清绘画数量大、精品多。具有广泛影响的大画派，诸如明代的“院体”与“浙派”、“吴门画派”、“松江派”、“武林派”、“嘉兴派”以及“青藤白阳”、“南陈北崔”，清代的“金陵画派”、“新安画派”、“四王吴恽”、“四僧”、“扬州八怪”以及“海派”等，均有大批代表作品入藏。还有不少地方画派的中、小名头和冷名头，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画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北京故宫藏绘画还有一个颇具优势的品类是清代宫廷绘画，这些绘画作品的作者包括清代帝后、清廷词臣(如蒋廷锡、张宗苍、董邦达、钱维城、董诰等)、外国传教士(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安德义等)，以及内廷供奉和“如意馆”画师(如冷枚、金廷标、丁观鹏、姚文澣、方琮、杨大章等)。北京故宫绘画藏品的种类较全面，除卷轴画以外，还有版画、年画、清宫油画、玻璃画、屏风画、贴落等，这些是其他收藏机构所缺乏的。明清大幅宫廷书画也是北京故宫特有的庋藏。这些藏品篇幅很大，如明代商喜的《关羽擒将图》大轴和清代西洋传教士画家们的一些煌煌巨制。抗战时期，这些藏品因具有一定的运输难度而未南迁，目前这些藏品成为海外举办清宫文物展的重点挑选对象。

北京故宫法书收藏涵盖了一批晋唐宋元大家名作，例如现存最早的名家法书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兰亭序》三种最佳唐摹本、王氏家族唯一的传世真迹王珣《伯远帖》、唐代欧阳询行楷《卜商读书帖》和《张翰帖》、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以及五代杨凝式，北宋李建中、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诸人墨迹，等等。整体而言，明清法书较为系统全面，清代宫廷书法收藏独占优势。

此外，清代帝后书画是北京故宫颇具特色的一项收藏。据统计，清代帝后书画原有21371件，20世纪70年代初拨交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等博物馆433件，现存20938件。这些清代帝后书画为清宫旧藏，多数是从故宫各个殿堂中收集的，也有从颐和园、承德等行宫墙上揭下来的，分不同时期运抵故宫，一直庋藏在祭神库的黑漆描金龙的长箱内。自顺治皇帝到宣统皇帝，清朝10位皇帝的书法完整保存，其中乾隆皇帝的书画作品即达2000余件。此外，还有慈禧太后等后妃的作品。这批书画有卷、轴、册、横额等各种装裱形式，最多的则是故宫特有的贴落。在故宫庞大的建筑群中，有很多书法作品一直张贴在宫殿建筑内，并保持了原初状态下的陈设格局。

在北京故宫收藏的2.8万余件碑帖中，《石渠宝笈》收录碑帖仅百件左右，只占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是1949年以后陆续收藏的。其中大批碑拓是存世稀少、传拓时代极早、拓工精良的原石拓本，如《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宋拓《鲁峻碑》《九成宫醴泉铭》《李思训碑》《天发神谶碑》《皇甫诞碑》《书谱叙帖》等，明拓《石鼓文》《史晨碑》《张迁碑》《孔庙碑》《崔敦礼碑》《卫景武公李靖碑》等，都是赫赫有名的珍本。北京故宫所藏法帖中著名的有《淳化秘阁法帖》《大观帖》《绛帖》等。

关于北京故宫书画藏品的出版物，主要有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开始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画集》8册和1985年开始出版的《故宫博物院明清扇面书画集》5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画》，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中的绘画17卷、法书5卷。此外，文物出版社曾以珂罗版精印《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集》2函40种。1993年荣宝斋出版《故宫藏明清名人书札墨迹选》(明代)2册。从2008年开始，北京故宫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其中“绘画编”拟出100册左右，已出12册，25册的“法书编”及30册的“尺牍编”也在编辑出版之中[5]150～155，161～165。

台北故宫现藏书画总计1万余件。据介绍，运台的故宫书画共5760件，除去墨拓、缂丝及成扇外，总数为4650件。经审查，精品1471件，其中法书237件，名画1234件。另据一份资料，品级达到“国宝”与“重要文物”者，逾2000件。台北故宫藏画珍品琳琅，其代表性作品有：

唐五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李昭道《春山行旅图》、无名氏《宫乐图》、韩干《牧马图》、关仝《关山行旅图》、荆浩《匡庐图》、赵干《江行初雪图》、董源《龙宿郊民图》等。

宋代：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图》、崔白《双喜图》、郭熙《早春图》、文同《墨竹》、宋徽宗《腊梅山禽图》、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南宋·贾师古《岩关古寺》、萧照《山腰楼观》、夏珪《溪山清远图》、李嵩《市担婴戏》、梁楷《泼墨仙人》、马和之《清泉鸣鹤图》等。

金代：武元直《赤壁图》。

元代：王冕《南枝早春》、王振鹏《龙池竞渡图》、赵孟頫《鹊华秋色图》、高克恭《云横秀岭图》、柯九思《晚香高节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吴镇《渔父图》、倪瓒《容膝斋图》、朱德润《松涧横琴》等。

明代：林良《秋鹰图》、吕纪《秋鹭芙蓉图》、吴伟《寒山积雪》、戴进《春游晚归》、唐寅《画山路松声》、文徵明《古木寒泉》、仇英《汉宫春晓》、陈洪绶《画隐居十六观》等。

清代：王翚《溪山红树》、龚贤《溪山疏树》、恽寿平和王翚《花卉山水合册》、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郎世宁《百骏图》等。

清代紫禁城中的南薰殿原庋藏以宋、元、明三代的帝后像为主的图像画，民国初年由古物陈列所保管，后移交中央博物院，现由台北故宫收藏。这些图像画共计152幅，尤以两宋各朝帝后像出色，有的画人情味表现真切，十分传神。元代三位皇帝的图像画也很出色。这些画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服饰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清代帝后的图像画则完全由北京故宫收藏。

台北故宫的法书珍藏代表作品有：

晋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远宦帖》等。

唐代：褚遂良《倪宽传赞》、陆柬之《陆机文赋》、孙过庭《书谱序》、唐玄宗《鹡鸰颂》、颜真卿《祭姪稿》和《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等。

宋代：宋四家所遗名迹，如蔡襄《尺牍》，苏轼《黄州寒食诗》《归去来辞》《前后赤壁赋》，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诸上座帖》，米芾《蜀素帖》等，以及薛绍彭《杂书》、宋徽宗《诗帖》、宋高宗《赐岳飞手敕》、张即之《李衎墓志》、吴琚《七言绝句》、林逋《手札二帖》、朱熹《尺牍》等。

元代：赵孟頫《赤壁二赋》和《闲居赋》、鲜于枢《透光古镜歌》、张雨《七言律诗》等。

明代：初期有宋克《公讌诗》、沈度《不自弃说》及《归去来辞》、沈粲《古诗》，中期有祝允明《临黄庭经》和《饭苓赋》、王宠《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陈淳《秋兴诗》，晚期有邢侗《草书古诗》、张瑞图《后赤壁赋》及董其昌的众多作品。

清代：存藏多属乾嘉以前供奉内廷宰臣所书，如沈荃、张照、王澍、永瑆等人。其中以张照手迹最多，次即王澍之《积雪岩帖》等。

尺牍方面，多收入《元明书翰》及《明人尺牍书翰》册中。《元明书翰》原为80册，运台76册，共593开。《明人尺牍书翰》共15册，计294开。书翰尺牍合计有887开之多，其中除著名书家之外，尽属名贤硕儒手迹。

台北故宫现存藏碑帖474件，基本是南迁的清宫藏品。碑有宋拓《云麾将军碑》《岳麓寺碑》《圣教序碑》《周孝侯庙碑》《多宝塔碑》《夫子庙堂碑》，以及汉《史晨碑》《颜氏家庙碑》等数种。法帖较多，如《定武兰亭》《越州石氏晋唐小楷》《澄清堂帖》《淳化阁帖》《大观帖》《临江帖》《绛帖》《武冈帖》，以及清内府重刻《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等，其中若干法帖为宋代拓本。

关于台北故宫书画藏品的出版物，主要有1956年出版的《故宫书画录》上、下册，为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全部运台法书名画的总目录，1965年出版增订本；1959年以珂罗版精印的《故宫名画三百种》2函6册；1963年出版的《故宫法书》集刊；1968年出版的《故宫藏画集解》；1973年出版的《故宫历代法书全集》30卷；1989年开始出版的《故宫书画图录》，已出18册；1993年出版的《故宫藏画大系》16册[5]155～166。

清宫书画除基本收藏于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外，其他一些博物馆也有多少不等的存藏，有些藏品还十分珍稀，例如辽宁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处收藏的清宫书画。辽宁省博物馆庋藏的清宫书画约150件，有晋人小楷《曹娥诔辞》，唐·欧阳询《梦奠帖》、张旭狂草《古诗四帖》、唐人《簪花仕女图》，宋徽宗《瑞鹤图》、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草书《千字文》、陆游《行书自书诗》、文天祥《草书木鸡集序》等一批书画巨品。吉林省博物馆约40余件，有北宋·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墨迹、南宋·杨婕妤《百花图》、金·张瑀《文姬归汉图》、元·何澄《归庄图》与张渥《九歌图》、明·董其昌《昼锦堂图并记》、清·丁观鹏《法界源流图》等。上海博物馆有东晋·王羲之《上虞帖》(勾填本)、唐·孙位《高逸图》、五代·董源《夏山图》、宋·郭熙《幽谷图》、元·王蒙《清卞隐居图》及苏轼、黄庭坚、米芾的墨迹。国家博物馆的清宫收藏多由北京故宫所调拨，有宋《九歌图卷》《中兴四将图卷》《职贡图卷》，元《大驾卤簿图卷》，清《千叟宴图》《皇清职贡图卷》《都畿水利图卷》《清高宗弘历像轴》《乾隆南巡图卷》《平定准噶尔图卷》《十全敷藻图册》《大驾卤簿图卷》等。旅顺博物馆有收入《秘殿珠林》的1件、《石渠宝笈》的8件，如宋·苏轼《阳羡帖》、明·沈周《青园图》与文徵明《老子像》、清·弘历《临孙过庭书谱》等。此外，沈阳故宫博物院、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博物院、黑龙江省博物馆、无锡市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以及广东省博物馆、荣宝斋、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丹东市博物馆等，都或多或少有所收藏。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一些私人收藏家也藏有清宫书画。

关于包括清宫旧藏在内的中国古代绘画在海外的存藏，从日本学者铃木敬编的《海外所存中国绘画目录》中可以大致看到其基本状况。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画全集》和《元画全集》则反映了存世宋元书画的总体风貌。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成为国外中国艺术藏品最丰富的地区。这些艺术品主要集中在各大博物馆和大学美术馆。其中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有一批是清宫散佚出去的，不少收录在《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以下简称《佚目》)中。据杨仁恺先生研究，有五六十件之多①。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收藏中国艺术品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原藏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及宋徽宗《五色鹦鹉图》等名迹，后入藏6件《佚目》精品，有北宋·赵大年《湖庄清夏图》，南宋·马和之《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图》、陈容《九龙图》、传为李公麟的《华严变相图》及元·周砥《吴兴小景图》。弗利尔美术馆和阿瑟·M.塞克勒美术馆可称北美质量最高的中国艺术馆藏之一，藏有宋、元、明代浙派和清代绘画的许多珍品，如北宋·郭熙《溪山秋霁图》、元·赵孟頫《二羊图》及文徵明、石涛等大家的精品，其中也有清宫旧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北美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地之一，20世纪70年代该馆亚洲部主任方闻构造了大都会宋元绘画的收藏和研究体系。该馆仅《佚目》中的就有17件，还有未列入《佚目》的清宫旧藏。该馆从王季迁手中所购得的25件宋元名画中10件是清宫旧藏，例如北宋·屈鼎(原作燕文贵)《夏山图》，南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马和之《鸿雁之什图》、无名氏《胡笳十八拍图》、米友仁《云山图》，元·钱舜举《王羲之观鹅图》、方从义《云山图》等，都是铭心绝妙之品。该馆又获得顾洛阜大量名贵书画的捐赠，书法方面有北美其他博物馆所缺少的如黄庭坚、米芾、赵孟等人的精品[6]。

位于堪萨斯市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在青铜器和绘画方面的藏品尤为世所重，如北宋·许道宁《秋江渔艇图》、夏圭《溪山清远图》等，所藏清宫散佚的有传为唐·陈闳的《八公图》，传为北宋·王利用的《老君别号事实图》，南宋《泸南平夷图》、江参《林峦积雪图》，金太古遗民《江山行旅图》，宋元人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明·陈道复《荷花图》、丁云鹏《五像观音于若瀛书楞严经合璧》、王穀祥《写生花卉图》，以及所谓唐人《十六应真图》等10件，后又购入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南宋·马远《雅集图》，虽非《佚目》物，亦是极精之品。克利夫兰博物馆亦以庋藏中国历代绘画见称于世，有马远《鸳鸯竹石图》、梁楷《花鸟图》、宋人《雪景图》和《蹴鞠图》、元·李士行《清泉乔木图》以及宋元散页多幅，又收藏了《佚目》中的马远《豳风七月图》、宋人《西山无尽图》和赵光辅《蛮王礼佛图》、元·姚廷美《有余闲图》等。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在庋藏中国历代书画上的成绩也大有可观，该馆藏有北宋·李公年山水轴，堪称传世孤本，还有黄庭坚行书《行书赠张大同卷》、传为李公麟的《孝经图》、王洪《潇湘八景图》，元·钱舜举《栀子来禽图》、赵孟頫《幼舆丘壑图》以及明初王绂墨竹和山水等；也先后购《佚目》作品7件，为元·赵孟頫等《赵氏一门合札》、柯九思《上京宫祠》、康里巙巙《草书柳宗元梓人传》(《佚目》外)、鲜于枢《御史箴》、俞和《乐毅论》和明人沈度、沈粲兄弟《真草书诗》等5件，以及北宋·米芾《三札帖》即《岁丰》《留简》《逃暑》3帖(从日本购入，原为5帖，其余2帖尚在日本)、南宋·张即之《楷书金刚经》3册。以上所列肯定不够全面。此外，在欧洲及日本也还有散佚的清宫书画。

三、清宫书画的整理与研究

(一)两岸故宫书画的整理与研究

1911年之前，清宫旧藏书画一直是皇家的私人收藏，从未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只有在推翻帝制之后，清宫旧藏才成为公共财富，知识分子才能对故宫书画进行科学、公开和民主的鉴定研究。1914年古物陈列所建立，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分批展出清室旧藏书画，为艺术史教科书提供了基本可靠的素材和画例、书例，首次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研究者认为清室旧藏有许多赝品，需要甄别，由此拉开了研究序幕。由于清宫旧藏中元以前的书画占世上收藏的一半以上，其鉴定的意义已远不止于鉴定本身。只有系统的、大量的、科学的鉴定研究结果，才会使学界编写艺术史教科书成为可能。

民国时期，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在清宫旧藏书画的整理鉴定上做了大量初步的也是相当重要的基础工作。1917年，古物陈列所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藏品整理编目工作。1925年，历时多年整理编撰的《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率先完成，并由京华书局出版，该书以时代为序，记录了宋至清时期的历代画家作品，所录书画条目包括作者、名称、尺寸、质地、内容、款识、题跋、印鉴、收藏印记等项。故宫博物院虽于1925年成立，但博物院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并全面开展则始于1929年。宏富的清宫藏品的整理与鉴定是一项十分庞杂的工作，不仅涉及物品时代的确定和真伪的鉴别，而且物品名称的订定更是错综纷纭，头绪多端。因此，进行全面的文物审查鉴识工作，为学术研究和展览陈列提供参考，成为博物院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1929年4月3日，故宫博物院依据《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六条“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之设立事项”，成立了以学术活动为主旨的专门委员会，审查鉴定清宫书画藏品。

专门委员会对清宫书画的审查与鉴定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易培基院长时期。这一时期专门委员会审查鉴定清宫书画的经过及研究成果虽未见详细报告或记载，但从留存至今的零星档案记载和回忆文字中，我们仍能大致了解当时专门委员会的构成、鉴定情形及审查成果。例如，从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最初提出的10位书画候选委员的简介中可以一窥当时遴选委员的标准：(1)关冕钧，字伯衡，精鉴瓷器、书画并富于收藏；(2)郭宝昌，字世五，精鉴瓷器，对于书画能辨别唐宋元明纸绢之区别；(3)萧愻，字谦中，善画山水，取法宋元，不为清代作风所囿，实当代画家之杰出者，所见宋元明真迹既多，遂精于鉴别；(4)叶恭绰，字誉虎，收藏书画甚富，鉴别亦精；(5)陈浏，字亮伯，善鉴别瓷器；(6)谢刚国，字次洲，善鉴别书画，古物收藏极富；(7)福开森，美国人，主办中国美术杂志，善鉴别书画、瓷器；(8)沈尹默，善鉴别晋唐以来法书名迹；(9)丁佛言，多识古文字，著有《说文古籀补补》；(10)容庚，字希白，精鉴铜器，古物陈列所铜器之鉴定多出其手，著有《金文编》②。另据庄尚严回忆，当时审查书画的目的有三：鉴别文物名称与质材，考定文物时代，判定文物真伪，即“一曰正名，二曰断代，三曰辨伪”③。尽管当时故宫博物院多方网罗专门人才入院审查鉴定文物，但有能力鉴别明代以前文物并提出真知灼见的专家并不多。“本馆物品虽多，而最难鉴别者，莫如书画、瓷器、铜器三种。清代之书画、瓷器可不至有赝品，所难者为明以前物品，当代之鉴赏家能鉴别清磁清画者比比皆是，惟对于明以前物，有真知灼见者甚难其选。现组织专门委员会宜以此为标准，宁缺毋滥，好在将来可以随时增加也。”④上述情况，那志良在其回忆录也曾有生动记述⑤。但无论如何，专门委员会的审查鉴别工作是严谨认真的，其成绩也值得肯定。据统计，截至1930年底，故宫的铜器审查了345件，瓷器审查了326件，书画审查了956件⑥。

二是马衡院长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存沪故宫书画的审查和鉴定，包括黄宾虹为易培基盗宝案对故宫书画的审查鉴定和驻沪办事处奉命点收存沪故宫书画两方面。

20世纪30年代，故宫博物院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所谓“易培基盗宝案”[7]。自1935年12月起，黄宾虹受聘为故宫古物鉴定委员，审查鉴定故宫书画。根据黄宾虹所作记录《故宫审画录》记载，此项工作分五期在京、沪、宁三地进行，历时348天，鉴定书画4636件，并按真、摹、伪、劣等标准加以鉴定。首都地方法院以“帝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为依据，将未审定为“真”的书画作品认定为易培基所盗换。“易培基盗宝案”发生的背景及牵涉的人事十分复杂，尚需详细研究，此不详述。但还须提及马衡的《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此文为1936年马衡为庆贺张菊生(即张元济)70寿辰时所写。该文旁征博引，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书画名家和风雅帝王关于书画鉴定方面的理论，指出：“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问题。虽一代鉴家董文敏(即董其昌)也认为‘谈何容易’。其中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解决的。”“现在故宫所藏书画，有许多品质虽劣，名头则甚不小……凡是名气越大的，件数必愈多。大约臣工进献之时，不管内容如何，贡品单子上不能不写的好看。好在是送礼的性质，无关政事，也谈不到欺君之罪。于是‘往往有可观览’之外，尽有许多不可观览的。”对有些虽为赝本，但流传有序、本身价值并无动摇的书画，马衡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总之，此文通过大量实例论证了中国书画之赝本自古有之。帝王之家所藏书画大多来自民间，自然不乏赝品。书画的真赝鉴定“谈何容易”，而首都地方法院以“帝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实在是没有道理。这篇文章虽不长，但所给出的意见却十分重要。从清宫书画研究角度来看，这是民国时期故宫学者所给出的一份关于清宫书画的概要性鉴定书。而从评判“易培基盗宝案”角度而言，此文是判定易案为冤案的重要依据(根据1951年马衡托王冶秋致董必武的函件，此文为专门针对易案而作)。《马衡日记》1950年2月4日记载：“取旧日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论文集中抽印《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加以附识，托冶秋致董必老。”[8]113“附识”全文如下：“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且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生平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漩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因请重点文物，别立清册，以划清前后责任。后闻黄宾虹鉴别颟顸，有绝无问题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应商务印书馆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邀故宫参加，故宫不便与法院作正面之冲突，乃将被封存者酌列数件，请教育部要求法院启封，公开陈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为黄所误。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著者附识。一九五〇年一月。”⑦

1934年4月，马衡主持院务工作后，设立9个委员会。第一个就是书画审定委员会，聘任朱文钧、郭葆昌、福开森、沈尹默、邓以蛰、吴湖帆、叶恭绰、张珩、庞莱丞、张大千等书画鉴定专家为专门委员，承担了存沪文物的书画审查工作。此项工作历时多年，成果亦十分可观：“本院所藏书画，前经古物馆在北平组织专门委员会分别审查，评定甲乙，陆续择尤影印，以广流传。逮文物南迁，审查工作暂时中辍。嗣以本院各种刊物之取材需要，乃商由本院在沪专门委员会组织审查会，于一九三五年五月间开始审查本院古物馆迁存沪库书画。每星期举行审查会议二次，每次至少须有委员三人以上参加会议，方为有效。审查数量，以五十件为限。审查标准，分甲、乙、丙三项：作品真而精者，或作品真而非精品者，属甲项；作品精或流传有绪而属于疑似之间者，又作品精而时代款字不相当，须重定时代或作者，属乙项；作品一无足取，或确定为伪品者，属丙项。审查意见，分别记录。同时编院藏书画目录，以时代为纲，以一时代之作者为目，以作品顺序归纳于作者之下。审查工作完竣，编目同时告成。是年计举行审查会议五十一次，共审查书画二二五四件。”[9]35～36

此外，还须提及的是，在存沪文物点收工作进行的同时，专门委员会还承担了赴英展览的文物提选、审查和鉴定工作，并编撰出版了《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共4册)，其中提选书画170件。抗战时期，故宫书画在重庆、贵阳、成都等地展览，马衡、伍蠡甫、庄尚严等曾在安顺华严洞提选书画，并编写书画展览出品目录。从保留下来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展品目录》《故宫书画在蓉展览目录》《故宫书画展览目录》以及《故宫读画记》等图录和研究文章中，亦可见抗战时期故宫书画整理与研究的部分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西迁文物的东归、北平本院及南京分院的复原，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也逐渐恢复。1947年故宫博物院重新聘请专门委员，书画方面有张珩、蒋縠孙、朱家济、邓以蛰、张爰、张伯驹、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等，皆一时之选，惜因时局的变化，实际审查工作几乎没有开展。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古书画先后经过徐邦达、张珩、启功、谢稚柳、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等先生的鉴定，对这些书画的作者、流派、时代、内容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基本定位，是集体性的学术成果。这项工作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术界主持，对皇家收藏的历代书画进行的全面鉴定与科学研究，推翻了皇帝个人的独断。由于故宫研究人员掌握了大量具有鉴定标尺作用的书画，并对古代书画有较为广泛的涉猎，因此在书画鉴定方面受到国内外的相当重视，故宫研究人员也形成了重文献考据及鉴定的特色，其科研成果不断补充着艺术史的内容。古书画领域里的第一代专家有徐邦达、马子云、刘九庵、王以坤、朱家溍等，主要著作有徐邦达的《古书画过眼要录》《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古书画鉴定概论》等，刘九庵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刘九庵书画鉴定集》等，王以坤的《书画装潢沿革考》《古书画鉴定法》等，马子云的《碑帖鉴定》(与人合作)、《金石传拓技法》等；杨新、单国强、聂从正、肖燕翼、王连起、施安昌、余辉等第二代已为世人所知，年轻的第三代也正在成长。其中，徐邦达很有代表性。他既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又汲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现代考古学严谨的科学手段，将文献考据与图像解说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地建立了古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将原先只可意会的感性认识发展成为可以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包括《古书画过眼要录》《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古书画鉴定概论》等在内的16卷、600万字的《徐邦达集》，就是他古书画研究的辉煌成果。

此外，北京故宫从20世纪50年代就辟有专门的书画馆，现在的书画馆在武英殿，从2008年开始，选择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以中国美术史为脉络，每三年分九期，共展出五百余件名迹巨品。2005年的《清明上河图》展与2011年的《兰亭》大展结合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都引起强烈反响。2005年北京故宫成立了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其研究对象主要为故宫所藏的历代中国书法、绘画、碑帖和流散在外的清宫旧藏书画，研究范围包括鉴定文物的时代和作者，考释其内容和形式及诸多深层次、多视角的科学研究，并研究书画类文物的科学化管理和修复、复制技术，并聘请34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为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和研究员。研究中心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自1949年故宫文物运台后，清宫书画亦经历了多次整理与审查。1955年，由王世杰、罗家伦、蒋縠孙主持，对运台的清宫旧藏书画(包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运台书画)进行了审查，并由庄尚严、吴玉璋与那志良三人编辑出版了《故宫书画录》(1956年)。该书出版后书画审查仍在进行，对列入正目、简目的书画的品名及说明都做了较多改正，遂修订该书，于1965年出版了增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重视院藏书画的整理研究，其成果体现在展览、出版以及学术会议之中，不仅丰富了中国美术史的理论体系，也不断强化了该院中国艺术研究重镇的地位。该院还通过举办海外展览，激起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及清宫书画的研究兴趣。台北故宫以书画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展览获得极大反响，突出的是1961年以“中华文物”赴美国五大城市博物馆展出253天及1996年以“中华瑰宝”在美国四大城市巡回展出。特别是1961年的展览，激起了北美研究中国绘画史的热潮，促使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成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重镇。

该院还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加强与中外学者的交流。1970年举办“中国古画讨论会”，有14国的129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论文结集为《中国古画讨论会论文集》，以英文出版。1991年又召开了“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其中书画为重要内容，后出版了论文集。台北故宫书画处20世纪70年代就有张光宾《元四大家》、江兆申《吴派画九十年展》、胡赛兰《晚明变形主义画家作品展》等成果。

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分注重与其他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以培养研究人才。例如，自1971年起，台北故宫博物院协助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增设中国艺术史组，后发展为艺术史研究所，培养出许多艺术史研究人才。再如，派遣人员到海外留学深造，扩大研究视角，提升研究水平，逐步在相关领域获得话语权。自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于1959年设立“中国艺术考古学”博士课程，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有计划地派出人员赴美学习。傅申、石守谦、陈葆真、朱惠良先后在此攻读博士学位，并于博士毕业后回台北故宫博物院或台湾大学任职，在中国古书画研究方面都有出色成绩。林柏亭、王耀庭、何传馨等研究人员不仅在培训美国到台北实习的研究生方面有所贡献，而且通过不同的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交流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为世所重。这些研究人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中西艺术史研究方法的结合，其中又以傅申先生为代表。傅申曾在耶鲁大学与台湾大学任教，同时亦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与台北故宫工作，除得见台北故宫所藏书画名迹外，又长期接触美国及世界各地收藏。故其治学既以书画实物为本，又结合中西理论，取其所长，坚持数十年，书画鉴定与书画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论著有《海外书迹研究》《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中国画鉴别研究》《书史与书迹：傅申书法论文集》(一、二)及《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等。

(二)中西方学者的整理与研究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1932年)著录了自东汉至近代共884种书画类书籍，是我国第一部书画类著作的提要目录，对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类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徐邦达的《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刘九庵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以及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1984至1993年编写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2002年出版的由周积寅、王凤珠合编的《中国历代画目大典》等，都各有特色，是中国书画研究的重要成果。

故宫古代书画研究的另一着重点是在清宫历史文化的视域中去深入探讨，这突出反映在对清代宫廷绘画的研究上。对于清宫绘画，长时期来总体评价是不高的。随着两岸故宫藏品陆续整理、发表以及有关清宫文物展览的不断举办，关于清代宫廷绘画的图像资料日渐丰富，加上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的出版，使原本只有少数专家才能接触到的清宫绘画活动情况逐渐被更多学者所了解，学界对清宫绘画的整体评价也有所提升。近年来清宫绘画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

此外，对清宫散佚书画(特别是溥仪当年以赏赐其弟溥杰名义偷运出宫的一千多幅珍贵书画)的研究，以杨仁恺的《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最具代表性，该书是一部以故宫散佚书画为研究对象，集纪实、研究、鉴定、赏析于一体的重要著作。宫廷收藏既是供帝王鉴赏把玩的艺术品，同时也是天命所归的象征。对于清宫藏品的研究，除去艺术分析与真伪考辨等外，还有一些从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去考察的成果，例如洪再新《皇家名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皇宫收藏钱选〈观鹅图〉始末》以1746年到20世纪40年代元代钱选《羲之观鹅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收藏过程为脉络，通过考察画卷上诸多收藏印鉴和题跋来认识清宫绘画收藏的兴衰转折及其历史意义。该文指出，在近两百年的皇家收藏中，特别是在清皇室20世纪所经历的变故中，这一画卷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其奇特的收藏始末深刻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史中的一段精彩画面[12]。

西方对于以中国书画为重要对象的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发端于西方各大公私博物馆及个人中国美术品的收藏和鉴赏，这些鉴藏奠定了西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汉学家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亚瑟·卫利在1923年出版了《中国画的介绍》，普及了中国美术的知识，引起人们对中国美术的兴趣。福开森对中国文物有深入研究，曾被聘为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他强调艺术品的独特价值，重视传世文献的解读。他编著的《历代著录画目》(1934年)参考各种著录200余种，收入历代画家2300余人的画作，目录近50000条，一一按姓氏排比编辑，并标明出处，把目录学方法应用到中国美术史研究，为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在汉学研究传统下，喜仁龙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者主动接受了图像学的研究成果，这种从文化史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方法取得了很大成果，岛田修二郎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高居翰、雷德侯、徐小虎等著名学者均是其弟子。美国学者高居翰在《中国古画索引》(1980年)中，用相当的篇幅将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出版的元以前古画印刷品编成索引，供研究者查询。此外，日本铃木敬编有《中国绘画总合图录》(1982～1983年)正编5册、续编4册，目前该图录的全部照片档案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内，2004年完成了将照片转为电子档案的数字化检索编录工作，现在已经可以在网站上检索正编、续编中的图片相关资料。

20世纪60年代，美国成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重镇，这与台北故宫所藏清宫书画的深入影响有关。196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华文物”在美国5大城市巡展，观众多达46万人次，可见其影响之大。20世纪70年代后，许多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著名美国学者事后回忆，都说因为观看这场展览引起对中国艺术的兴趣转而投入研究。这次展览之后，高居翰等专家获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专程去台北拍故宫文物，共获得高清晰的原版照片5395张。后来这些照片典藏在密歇根大学照相档案库。与此同时，亨利·贝尼利还获得了基金会授权把这些照片做成原版幻灯片，并向全美和海外的研究机构出售。能够使用彩色幻灯片进行教学，且能够接触原作，给中国绘画教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使研究者对清宫书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一些博物馆和大学重视中国书画的整理、鉴定和研究，有的还举办有关展览和专题学术研讨会。如1981年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美术馆合办的“中国古代绘画收藏展”(出版图录《八代遗珍：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绘画》)、1989年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举办的“明清绘画国际研讨会”、1992年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举办的“董其昌世纪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美国马里兰大学举办的“近代海派研究研讨会”、1999年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的“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还举办了中国书法史讨论会，出版了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董源《溪岸图》真伪研讨会”、2001年英国大英博物馆举办的“顾恺之《女史箴图》研讨会”等。

20世纪50年代后，在公私收藏机构的努力下，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了西方各大学、科研机构等学术群体中，它借鉴了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并成为西方学术体系中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洪再辛选编的《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收录了美、英、德、法、日等国研究中国绘画的著名专家如谢伯轲、罗樾、方闻、高居翰、苏立文、雷德侯、铃木敬等的文章，可了解西方的整体研究状况。其中，谢伯轲在《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一文中总括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前的西方研究状况：“为了跨文化交流的需要，已经产生了与之相结合的独特的研究，将汉学研究和欧洲艺术史研究的问题和方法结合在一起。本着怀疑论的分析法和不带中国传统偏见的观点，西方的这种方法为重定绘画作品以往的日期和归属，提供了新的风格分析法；并为考察中国画的理论、内容和社会文化基础，准备了更为客观的依据。”[13]11

四、清宫书画鉴藏研究的意义

可以说，书画鉴定作为一门学术乃至一门学科，是在故宫博物院诞生的。在民国以前，书画鉴定仅仅是文人之间的雅事，其分析与结论仅见于书画题跋或文人的笔记里，虽然十分重要，但是零星的，不成系统，其科学性也是有限的。随着20世纪20年代西方考古学的引进与发展，书画鉴定家从中获益良多，特别是借鉴了其中的类型学，建立书画真迹的“标准器”，并结合文献学、考据学、材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石渠宝笈》里的一批早期书画重新进行了系统、科学的鉴定与研究，较早的鉴定研究有：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关于金代武元直《赤壁图》卷的研究，启功先生对五代董源《龙宿郊氏图》轴和西晋陆机《平复帖》的研究，吴湖帆、徐邦达对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以论文形式出现的，特别是徐邦达先生一生撰写了600万字的研究论文、专著等。这意味着故宫的书画鉴定从文人笔记和题跋发展成一篇篇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文犹如一块块砖石，构建了书画艺术史的基础，使之成为一门学科。书画鉴定从过去少数文人的赏玩记录发展为一项学术专业，无论是青年学生还是垂垂长者，都可以找到合适的教科书进行学习，而这一切主要是源自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20世纪50至90年代的努力，尤其是后面这个时期。由此，这种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从故宫博物院和兄弟大馆扩展到了其他中小博物馆的书画研究中。由于这些书画鉴定研究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一批西方学者访问故宫博物院，到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台湾地区学者也纷纷来访，这些成果逐渐为他们所了解、认识甚至接受，也使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在国际学术领域获得引人瞩目的话语权。

1949年以来，在六十余年间，中国大陆在美术研究方面渐渐形成了五个学术阵营，各自形成独特的学术体系：一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等先生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引领的对古代美术进行审美欣赏的体系；二是在故宫博物院，徐邦达等先生以学术考证建立起来的书画鉴定学科；三是在中央美术学院，王逊等先生以历史学为本建立起来的艺术史教科书体系；四是在南京艺术学院，俞建华等先生以应用为目的建立起来的美术史文献整理方法；五是在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等先生系统引进和应用的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其中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对清宫旧藏书画的研究，使之成为一项学术事业、一门学科，是故宫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了故宫学的学术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造就了一个学派，成为上述五大学术阵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我们也看到，20世纪50到70年代中美外交的隔阂限制了美国学者的研究范围，他们能接触到的艺术品多仅限于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和西方博物馆及个人的收藏，对中国大陆尤其是北京故宫丰富的古代书画收藏了解不够。无法到中国做研究或与中国学者交流，也导致了美国学者(包括华裔学者、收藏家和艺术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治学之道，即侧重于对作品的意义、文化、历史、社会背景以及内容的研究，而不限于鉴定性研究。许多西方博物馆尚未从艺术史方法的角度对其珍藏的大量中国绘画和艺术品进行系统性的严格检查，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在物质文化或视觉研究范畴内进行的，并不是在艺术范畴内。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博物馆界与艺术史界空前活跃，北京故宫在书画资源的整理、刊布与研究上持续努力，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不断加强，2005年成立的古书画研究中心就聘任了方闻、高居翰、苏立文、李雪曼、李铸晋、韦陀等多位客座研究员，北京故宫的一些书画专家也应邀参加海外的有关研究，共同推动了中国书画艺术研究的进程。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故宫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余辉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徐婉玲博士提供了有关资料，给予了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注释：

①本文所引有关清宫散佚书画资料多依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第四章第四节《国外公私庋藏〈佚目〉书画概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47页。

②见《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第43卷《古物馆专门委员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③“所谓正名者，院藏所有物品，都先经过‘点查’手续，前已言之。点查办法，也是请院外人士参加，为的是‘昭信实，避嫌疑’。而外界前来参加点查之人士，都由当时各部所派定，对于古物研究有素者固多，但也有茫然一无所知者。因之同样物品，往往名称不同，时代也不一致，真伪好坏更不能定。”见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页。

④见《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第43卷《古物馆专门委员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⑤“我们古物馆，成立了三个审查委员会，是铜器、瓷器、书画。别的审查会不能成立的原因，是当时玩古董的人多，研究古物的人少。玉器在当时是热门古物，玩的人也最多，竟请不到一位审查委员。这个审查会，铜器由马衡先生主持，他是专门研究铜器的人，瓷器由郭葆昌先生主持，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瓷器专家，也能称职。书画就有问题了。审查之前，先把准备审查的书画，轴子就挂起来，册页、手卷就放在桌上，委员来时，自己先看一遍，人到齐了，大家聚拢在一张画前发表意见，然后把决定意见记录下来。有时一个人先开口说出‘真’，别人也不好再说‘假’，大家本是来借机看看画，谁还和人争执?”见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56～57页。

⑥见《故宫博物院·计划总结类》第11卷《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第18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⑦转引自方继孝《马衡〈附识〉谈易案》，见《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⑧参见陈云海《西方语境中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以方闻和高居翰为例》，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原文参考文献：

[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ZhangYanyuan,FamousPaintingsthroughtheAges,inYuAnlan(ed.),PaintingHistorySeries:,Shanghai:ShanghaiPeople'sFineArtsPublishingHouse,1963.]

[2]张照等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ZhangZhaoetal.(eds.),CompilationofMidianZhulinandShiquBaoji,Beijing:BeijingPublishingHouse,2004.]

[3]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YuMinzhongetal.,RixiaJiuwenKao,Beijing:BeijingClassicsPublishingHouse,1983.]

[4]郑欣淼：《乾隆皇帝的收藏与鉴赏》，《中国美术》2014年第2期，第94～97页。[ZhengXinmiao,“TheCollectionandAppreciationofEmperorQianlong,”ArtinChina,(2014),～97.]

[5]郑欣淼：《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ZhengXinmiao,TianfuYongcang:AnOverviewonBothSidesoftheImperialPalaceMuseumCollection,Beijing:TheForbiddenCityPress,2008.]

[6]徐敏：《北美中国艺术史研究文献资源概述》，见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XuMin,“AnOverviewontheChineseArtHistoryResearchofLiteratureResourcesinNorthAmerica,”inZhangHaihui(ed.),ChineseStudiesinNorthAmerica:ResearchOverviewsandLiteratureResources,Beijing:ChinesePublishingHouse,2010.]

[7]郑欣淼：《由〈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谈故宫“盗宝案”》，《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9期，第49～57页。[ZhengXinmiao,“TalkabouttheImperialPalacePiratesCasethroughaCommentfromTheCompleteWorksofLuXun,”LuXunResearchMonthly,(2007),～57.]

[8]马衡：《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MaHeng,MaHeng'sDiaryandPoems:TheImperialPalacebeforeandafter1949,Beijing:TheForbiddenCityPress,2006.]

[9]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OuyangDaoda,SurvivaloftheImperialPalaceTreasures,Beijing:TheForbiddenCityPress,2010.]

[10]罗文华：《故宫藏明内府金藏经》，《紫禁城》2003年第3期，第34～39页。[LuoWenhua,“BuddhistTextManuscriptsfromMingCourtintheImperialPalaceMuseum,”ForbiddenCity,(2003),～39.]

[11]许忠陵：《〈维摩演教图〉及其相关问题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第120～129，160页。[XuZhongling,“ADiscussionofIllustrationsofVimalakirtiTeaching(WeimoYanjiaoTu)andRelatedQuestions,”PalaceMuseumJournal,(2004),～129,160.]

[12]洪再新：《皇家名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皇宫收藏钱选〈观鹅图〉始末》，《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期，第114～140页。[HongZaixin,“ConfirmandReconfirmtheStatusoftheRoyal:TheWholeStoryoftheQingPalacetothePuppetPalaceCollecttheViewGoosePaintingofQianXuan,”PalaceMuseumJournal,(2004),～140.]

“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在康熙、雍正、乾隆这祖孙三人长达一百多年的统治期间，不仅国力强盛，社会稳定，就连经济也在高速发展，可是其中的“九子夺嫡”也是惊险异常，康熙最终为何会选择雍正作为继承人呢

其实这除了雍正本身的能力强，为政处事得到了康熙心里的认同之外，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来自雍正儿子弘历了，虽然说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一方面的助力。

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可是康熙在第一眼见到弘历的时候，就十分喜爱，而这除了弘历本身聪明讨喜之外，主要是因为他的生辰八字，相士看过之后说他以后的身份会贵不可言，对于迷信的古人来说，自然是深信不疑，因此这孙子也就让康熙越发的上心了。

储位之争，祖孙初见

在古代社会里，皇位的继承，常常伴随着刀光剑影，而子女众多的康熙，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看着诸位皇子们逐渐暴露出来的野心，也不由得心寒，可是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场无法阻止的储位之争。

面对皇子们的各种试探，相互之间的猜忌与迫害，康熙的疑心也越来越重，在他两次废立原太子胤礽的同时，也让其他皇子看到了希望，起了争夺之心。

在其他皇子拼命在朝堂上表现的时候，此时的雍正胤禛却是反其道而行，虽说他有夺嫡之心，却没有表露出来，看上去十分的淡泊名利，就好像是没有任何争夺皇位的野心，对于康熙安排的事情他完成得十分的漂亮。

面对储位之争仿佛置身事外的他，反而得到了康熙的信任。

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他从众多优秀的皇子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下一任继承者，而这其中，除了他自己的能力强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会审时度势，善于伪装，没有引起其他皇子集中的对付，同时还会利用资源，做事会点到为止，在背地筹谋。

而这就不得不说起他的儿子弘历与康熙的一段“祖孙情”了，其实这也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在康熙六十年的春天，此时的胤禛韬光养晦，不参与朝堂之事，假意淡漠名利，在家整天伺弄花草瓜果，与人谈经论道，而这恰好赢得了康熙的好感。

有一次，胤禛入宫例行朝拜，恰逢康熙心情正好，胤禛借机提起了自己家的后花园，景色正是美不胜收的时候，而这一提，恰巧勾起了康熙的兴致，胤禛也就借机邀请康熙到自己的雍亲王府里赏花。

在看到满园的花团锦簇后，不觉让人心旷神怡，整个人放松了不少，也让康熙暂时忘记了自家那些不省心的孩子。

眼看时机到了，胤禛在旁对康熙说到，他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很大了，他们从出生起还没有见过您呢，听到胤禛这么说，康熙立即就让他把这两个皇孙带来给自己看看。

作为已经六十多岁的康熙来说，偶尔能忘记身为帝王的烦恼，享受一下皇家难得的天伦之乐，也是极为不易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弘历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皇爷爷。

当弘历和弘昼被人领着来到了康熙面前后，两人就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可是当康熙对着这两孙子一番打量后，一下子就对上弘历那清澈明亮的眼神，心中不由生起喜爱，一看这个弘历，就感觉他浑身透着一股机灵劲，而旁边的弘昼看上去就稍显逊色了。

而且弘历不仅长相讨喜，就连谈吐之间，也是落落大方，自有一番气质，这让康熙心下十分欢喜，也就如此，年仅十岁的弘历就这样入了他的眼。

相士断命，贵不可言

在古代，一直有为皇子们批八字的习惯，只是弘历作为皇孙，康熙并不知道他的情况，可是一见弘历如此的机敏聪慧，一股灵巧劲，心下好奇，便问起了弘历的八字。

雍正告知：“乃是，辛卯丁酉庚午丙子。”

康熙也略懂推算之术，也只知其八字甚好，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雍正见康熙起了心思，便顺势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相士推荐给了康熙，让他来解读弘历的生辰八字。

相士给出的批语都是极尽夸奖，称其贵不可言，甚至隐隐有此等命格之人若为皇家男儿身，以后要当上皇帝的意思，但如果是女子的命格，以后会成为娼妓。

可是在此时的康熙心里，却觉得弘历命格虽然贵重，但是相士是胤禛推荐的，难免有夸大作假的嫌疑，心里并不是很相信，只觉得自己这个孙子以后会有一番作为，可以好好培养一下。

不论八字，康熙也是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隔代的孙子，机灵的弘历，在这次与弘历见过面之后，康熙回到了宫中，对于相士之言，心中还是存有疑惑，于是又找来了宫里推演八字的人重新算了一遍。

在听到两者差不多的说辞之后，康熙心中的疑心也逐渐打消了，并且下令将弘历接入宫中养育，亲自培养他，安排人教他

读书写字，学文习武。

在陪伴的日子里，康熙对弘历也越发喜爱，弘历在文学方面也展现出了过目成诵的惊人天赋，康熙还让他跟随贝勒允禧学习骑射，和庄亲王学习火器。

学习一段时间后，恰逢木兰秋祢，康熙就想带着弘历出去实战演练一下，也正是这一次的木兰秋祢之旅，让康熙更加坚信了弘历的八字贵重之说，对他也更加看重。

木兰围场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开辟的，并成为了一项大典，每次聚集蒙古的各个部落一起在木兰围场狩猎，康熙曾告诉他的臣下说：“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故也。”

康熙把他几次平定叛乱的功绩，归功于围猎训练之勤，而他在这次带上了弘历，也足以看出对他的喜爱和培养了。

在康熙和弘历在木兰围场打猎时，康熙与众人一起击倒了一头黑熊，让弘历前去检查一下黑熊死活，可是此时的弘历却丝毫未动，只是站在边上，仔细盯着黑熊。

没想到才一会功夫，那头黑熊又重新站了起来，直直的向着弘历扑去，康熙急忙拿出手中的枪将黑熊射杀，等那头熊彻底死了之后，康熙回头看向弘历，发现他丝毫没有被吓到的样子。

此时，康熙看到弘历面对危险，丝毫不胆怯，心里对弘历更为赞赏，回到住所之后，他就向身边的妃子夸赞到，说弘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弘历将来的福气必定会超过他。

作为执政几十年的康熙来说，福气能超过他的，什么意思显而易见了，这也说明他认同了弘历这个孙子，而这，在储位竞争激烈的时候，连带着也给胤禛刷了一波好感度。

如所料，康乾盛世

在弘历与康熙相处没有多久之后，康熙就驾崩了，随即胤禛继位，成为雍正帝，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皇位之争，雍正选择了提前秘密立储，在他去世之后，遗诏被揭开，弘历也顺利坐上了皇位，年号为乾隆。

乾隆在位长达六十年，在他自己主动退位之后的那几年里，手中依然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也是最长寿的皇帝，也确实如相士所言，福泽深厚，贵不可言。

他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在康熙、雍正两朝为他打好的基础上，再次促进了疆土的回归，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也飞速发展。

乾隆重视社会的稳定，关心百姓，实行了很多的政治措施，极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不仅保护了农业生产，还使国库日渐充实。

乾隆时期不仅平定了边境叛乱，同时也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再次将西藏夺回，清朝的国土也得以达到最大。

汉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开博学鸿词科，修《四库全书》，同时民间艺术有很大发展，如京剧就开始形成于乾隆年间。

弘历在位六十年，曾六次南下巡视，希望能在探访民情的同时，逐步加强清政权与江南地主士绅的联系，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河工视察黄河大坝，还有浙江海塘等水力工程，毕竟在古代，水灾一出，便是死伤无数，同时还会瘟疫横行。

可是对于巡视一事，与康熙一对比，乾隆就显得并不是那么的上心了，他一路上不仅前呼后拥，大批人员的跟随，还大兴土木，一路上修建行宫，极为奢侈铺张，为他出行准备搬运东西的马匹，车辆，人员皆数不胜数，而且在旅途中对吃食也是极为讲究，皆是山珍海味。

在乾隆后期，因为逐渐吏治腐败，乾隆又听信小人，最终导致各地起义不断，乾隆传位于十五子颙琰，89岁在养心殿去世。

康熙与乾隆的长寿秘诀

作为相士断言的“贵不可言”，在乾隆身上也确实都一一应验了，如愿荣登大宝，在位期间，国家繁荣发展，自己身体健康长寿，大权在握。

而乾隆的福气也确实比康熙还要更加深厚，不过这祖孙俩也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都非常的注重养生之道。

康熙的寿命长与他自己修身养性，对于生活中的细节十分注重有关。

饮食有节，起居有序，这是康熙养生最首要的一点，他认为人如果想要长寿，就不能靠服食所谓的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而是靠饮食起居有序、有节、有度，这也是他养生之道的核心。

还有就是要讲究卫生，保持衣着住所的干净整洁，其次饮酒要有度，虽然酒在各种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康熙认为小酌怡情助兴即可，不能沉溺其中不知节制。

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要清心寡欲，保持心静平和的状态，在《庭训格言》中：“惟宽坦从容，以自颐养而已。”他认为人们只有把自己的心胸放得更加宽坦一些，对待任何人或事物更加的心气平和一些，才能够颐养天年。

康熙他自己从来不追求长生不老，他认为人的一生，生长壮老已，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遏止的，因而人只能顺应自然，多加保养，以此来达到在一定范围内延长自己的寿命。

至于乾隆，他喜好游山玩水，钻研医术，追求长寿的奥秘，因此也出现过乾隆私访的说法，而这是由于有一位大臣启奏，说有一偏远山村，农夫皆高龄，过百者大有人在，引得乾隆私访寻其奥秘。

在经过一番寻访，进入村内之后，乾隆果真见到了很多身体硬朗，鹤发童颜的农夫，耕耘于田野，采药于山岗，提水于泉边，于是乾隆就派人上前打听，得知他们个个不是年逾花甲就是岁过古稀。

这时恰巧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兴冲冲的路过，乾隆便出声询问他长寿的缘由，老人好心出言指点，说主要是勤劳，新鲜，节食，素餐这四点。

并解释说，勤劳即耕作，家务事勤快能干，有生不止；新鲜，即在田野，山林，花园，河边，吸取新鲜空气；节食，即节制饮食，定时定量；素餐，即多吃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少吃肉荤。

而乾隆也就是因为奉行此八字真言而得以到八十九岁的年龄，成为历代皇帝的“寿命之最”。

其实古代所谓的八字之说大为迷信的说法，在崇尚科学的今天，弘历的八字之说最大的可能性是人为，应该是雍正刻意安排为之。

至于其中以及后续发生的事情，或许是因为巧合，同时也主要是因为康熙和雍正两朝前期的铺垫，以及乾隆后期自身的努力和能力导致的，才会使得康乾盛世的延续以及更上一层楼。

《康熙的养生之道》：《健康生活》徐俊康-知网

《从乾隆私访谈养生“八字真言”》：《中国保健营养》梁兆松-知网

《清宫档案》

《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纪一》

《国史演义》：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

江南的繁华与美景，世世代代流传了上千年。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对江南的赞美。

想要了解清代江南的城市繁华美景，就绝对不能错过一幅《姑苏繁华图》的震世名画。

《姑苏繁华图》（局部）

这是一幅历史巨作，清代画家徐扬历时24年绘制而成，把“康乾盛世”的繁华景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央视百家讲坛曾经三期连播重点推介这幅历史巨作！

2022年5月18日，国家博物馆日重磅发行《姑苏繁华图》特种邮票1套6枚。

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很多网友也在询问如何购买只能说《姑苏繁华图》邮票十分吸引大众目光！

其实，之前消息刚出的时候就立刻引爆了集邮圈，预售一上立刻秒空，堪称“年度最火邮票”。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册——中国古代名画《姑苏繁华图》主题邮票珍藏册，不仅收录了刚发行的这六枚新邮，将盛清古景中的苏州繁华融于方寸之内，再现了原图全貌。

更收录《姑苏繁华图》全套大版邮票3张，每张大版都有12枚邮票。

要知道，其他国宝级名画发行过的邮票都只有全张，而这套《姑苏繁华图》破例增加大版版式，特殊待遇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还有全幅《姑苏繁华图》，以接近原画的尺幅将整幅《姑苏繁华图》原样复刻，画中巨细清晰可见。

苏杭主题文化系列珍邮也收录在册。

姑苏繁华图

《姑苏繁华图》邮品珍藏册一本、收藏证书一份

产品内容：

收藏圈向来流行：“珍藏不到文物就珍藏邮票”。

近年来，名画题材邮票早已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升值潜力巨大！

名画邮票收藏价值飙升早有先例。

像1984年发行的《簪花仕女图》小型张，目前市场价2200元一枚。

1978年发行的《奔马图》小型张，目前市场价4988元一枚。

这套珍藏册收录的中国古代名画收官珍邮，以《姑苏繁华图》这幅名画的影响力，今后升值潜力不可小觑。

本册收录的邮票枚枚票面精致，品相全新，未经流通市场，价值更高！

可以说这一册仿佛是进入了一场姑苏的奇妙旅游，仿古折页的设计更是精美绝伦。

风琴折页，详情展现了姑苏城内的繁华盛世。

精致印刷、完美装帧，每一个细节都仿佛让你梦回姑苏。

下半年重要节日愈来愈多，将它作为节日、生日赠予亲友，体面大气，又有文化内涵，两全其美。

藏于家中，苏杭文化至璀璨的历史，细细品味，愿世世代代都能有幸近距离欣赏几百年前苏杭繁华之美。

中国人都想收藏的《姑苏繁华图》

国宝珍邮带你梦回姑苏

《姑苏繁华图》可以说是最低调的国宝之一。

公元1751年，伴随着太湖的暖风，乾隆皇帝在苏州城中驻跸下来。

苏州——这座当时中国第一富裕的城市、这座吃穿用度时尚领先全国的城市、这座文风鼎盛文人辈出的城市，让初到此地的乾隆为之赞叹不已。

乾隆回到北京之后，意犹未尽，时常回忆起苏州的人物风华。

然而，苏州远隔千里，纵是盛世帝王，也不能时时将那美景留在身边。

《姑苏繁华图》（局部）

直到乾隆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59年的时候，一位苏州画师呈献了一幅前无古人长卷之后，乾隆才终于能够偿了多年的心愿。

这位苏州画师，便是清代著名的绘画大师徐扬，而他所创作的这幅前无古人的长卷，便是《姑苏繁华图》。

12.25米的长度，比《清明上河图》要长一倍还多，而画中描绘的12000多个人物，更是比《清明上河图》多上十几倍！

这样一幅鸿篇巨制，是徐扬用了整整的二十四年时间才绘制完成的！

它一直保存于清宫，清王朝覆灭后，溥仪辗转将此画连同其他书画珍品携到长春。

1945年日本投降后，长春伪宫文物流散民间。

1948年，此画由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收得，其后，归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当属国家一级文物。

画面“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介狮和两山之间，入姑苏郡城，自葑、盘、胥三门出阊门外，转山塘桥，至虎丘山止”。

以长卷形式和散点透视技法，描绘了当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叶苏州风景秀丽、物产富饶、百业兴旺、人文荟萃的繁盛景象。

至若春樽献寿，尚齿为先，嫁娶朱陈，及时成礼。三条烛焰或抡才于童子之场，万卷书香或授业于先生之席。

跟着歌于野，行者咏于途，熙嗥之风，丹青不能尽写”倾注了作者对家乡苏州的真真切切。

《姑苏繁华图》是一幅堪称百科全书的历史画卷，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01{《姑苏繁华图》古代传世名画特种珍邮}

中国邮政发行的古画题材系列邮票由于所选素材历史悠久，在中国文化艺术历史上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被称为国宝级佳作。

因此以其为题材的邮票更是集邮爱好者和收藏爱好者望眼欲穿的珍邮佳品。

这次发行的《姑苏繁华图》邮票全套6枚，节选长卷中的经典场景汇集为长卷票幅。

又赶在5月18日国家博物馆日这个特殊时间点发行国家一级文物名画为题材的卷邮，有着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基于之前中国邮政在发行过《清明上河图》等名画题材珍邮。

本次发行的《姑苏繁华图》正可谓名画收官邮品，作为压轴出场，并将引起收藏热潮，预售即空不足为奇。

收藏界讲究“藏头藏尾”，此次发行的《姑苏繁华图》系列珍邮是首发，日后是否还会发行并不得知。

如果《姑苏繁华图》发行仅为一次，本次发行也将成为《姑苏繁华图》邮票的“绝版”发行。机遇更为可贵和价值提升不可预估。

因此，《姑苏繁华图》首发就激起了古画题材收藏爱好者的热情。

该套邮票由邢文伟设计，按照画卷中景点的路线与所绘内容，重点表现了灵岩山、木渎镇、狮何二山、万年桥、阊门、虎丘6段画面内容。

邮票采用横长票幅，充分展现了古画精谨细微又壮阔宏大的盛世景象。

整体设计古朴典雅，充分还原原画的意境，呈现独特的视觉艺术效果。

6枚套票精选原画中经典场景，分别彰显了当时苏州经济、文化、民俗、政治等社会元素。

从邮票中人们可以感受到苏州街市上的门庭若市和熙攘喧嚣。

长卷折页的展现形式完好的呈现原画作，与其说是邮品，不如说是《姑苏繁华图》的精华版，是《姑苏繁华图》邮册不至于邮，更像是艺术珍藏册，宜藏宜赏！

《姑苏繁华图》古代传世名画大版珍邮

《姑苏繁华图》破例增加大版版式，这是其他长卷邮票中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是一种“特权”体现。

全套大版3张，每2枚一张，每张大版12枚。

都知道大版邮票更具收藏价值，发行数量也比较少。藏一张就少一张。

这样特有的版式形式，丰富了古画题材邮票的表现形式。

这一特殊性也让《姑苏繁华图》珍邮在版式上胜筹于其他长卷邮票，使其收藏价值得以提升。

除此之外，大版的邮票在边饰上也下足了功夫，边缘设计为独有的花边设计，让整版邮票看起来非常的独特。

边纸上印有局部《姑苏繁华图》，这将原画图景和邮票紧密结合。

整张邮票看起来就像是原画的展现，这样的设计是对原画的尊重也是为了保持原画的美感和艺术感，这在此类邮票的版式设计上极为罕见。

更重要的是，对于邮票而言，单枚如果是纪念，整版就是投资。

而这套珍邮册中的邮票，收藏了3张完整大版张的形式的《姑苏繁华图》邮票，版版珍贵！

乾隆御批制定长卷名画尽显皇家尊贵风范

经典画作等比例复刻姑苏繁华实景呈现

《姑苏繁华图》这幅巨作除了将十八世纪中叶苏州风景秀丽、物产富饶、百业兴旺、人文荟萃的繁盛景象尽收其中。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画共钤有十七方印章，除“东北博物馆珍藏之印”，其余十六方全为皇帝御览之章。

其中乾隆皇帝就占了十二方。钤于画幅之上的八方是乾隆皇帝的鉴赏用章，也是清宫收藏的凭证。

画心内七方分别为：“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鉴赏”。

乾隆之后，嘉庆帝和溥仪各钤一方印章。

本册同时收录了全幅《姑苏繁华图》，将原画完整复刻，每个细微之处都是原画的完美再现，升华了此套正品的收藏意义。

一幅画让直接让邮品升级为艺术品，让收藏不仅仅只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对传世名画的致敬。

打开画作的那一刻，实在是震撼！身临其境，仿若游历在姑苏城中。

全幅的画作大大提升了邮册的升值空间，毕竟这种复刻形式在邮品藏界不可多见！今生若能收藏一套，实属非常的幸运了！

繁华姑苏百业荣昌

苏杭代表文化主题珍邮

《姑苏繁华图》同时收录了一套苏杭代表文化主题珍邮，包含:

|苏州园林套票

中国园林艺术翘楚，咫尺之内再造乾坤。

《苏州园林--拙政园》

《苏州园林--网师园》

|昆曲套票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吴侬软语唱情仇。

|《桃花坞木版年画》套票

南方影响最大的民间木刻画。

|明清家具邮票

中国古典家具杰出代表，皇室御用精品。

《明清家具——坐具》

《明清家具——承具》

|桂花套票

古时姑苏今苏州市市花，八月桂花乐吉祥。

精致风琴折页完美装订

兼具美感与艺术感宜收藏宜观赏

只有在博物馆才能看到的一级文物，如今藏于方寸间，让你在每个闲暇时刻，都能捧在手上细细品鉴。

如此好物，打着灯笼都难找到第二个，真真是传家上等珍品。

这套《姑苏繁华图》珍藏册制作标准颇为考究，整本册子打开长约11.1米，三层楼的高度，接近原画尺寸的长折册能够让人身临其境，更为直观的感受原画魅力。

一共43折页，原比例复刻更为真实的呈现《姑苏繁华图》，这哪里是邮品啊，简直就是艺术品！

每一册翻开阅读，都是一场享受。

盒盖包装如画一般，天地盖盒装设计，硬壳包装显档次有质感，作为节日赠礼非常合适。

邮册采用风琴折页，宜携带宜收藏宜观赏。

完美的装订，让邮册完美度和艺术感颇增。每一个细节都清晰的展露出当时姑苏的繁华盛景。

该册所有珍邮附有专业收藏认证。

放在家中，不仅能彰显家庭书香之气韵，品评让乾隆回味无穷的姑苏城。

也能熏陶家人，传与子女，造福子孙后代。

它足以是一次精明的投资，时间越久，越能显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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