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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逆向考研”，指“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报考“双非”高校（非一流大学、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研究生，也有人把“双非”高校理解为非原985高校、非原211高校。由于挑战了“向上考”“圆梦名校”的主流考研思路，自去年以来，“逆向考研”现象持续引起热议。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这并不是好的选择，或许还是减分项、人生“污点”。也有人认为，“逆向考研”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一种选择，反映了部分学生考研、读研的多样化选择，一定程度体现了从“挑学校”到“挑学科”的观念转变，破除了唯名校论。

在巨大的争议之中，这些的学生究竟出于何种考虑而选择“逆向”又将面临怎样的处境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10多位已“逆向考研”上岸的学生，发现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主动降级”，认为考不上名校，直接报考了低于本科层次的高校；二是被迫“逆向”，由于未被一志愿报考院校录取，调剂到低于本科层次的“双非”高校。

深入了解发现，这些学生“逆向”的具体原因很多，多是基于自己的现实考量：有的是向往大城市，遂前往更具发展潜力的一二线城市或省会城市，而有的则刚好相反，决定激流勇退，回到家乡读书；有的更在乎专业，选择跨专业考研，不单纯执着于名校，而有的则是历经多次考研失败，身心俱疲，决定有“岸”就上。

对于这些“逆向考研”的名校生来说，虽有“上岸”后的喜悦，但也承受着不小的精神压力，有对自己本科阶段学习的不满和自责，也有多次考研失败后的沮丧和自我怀疑，还有“逆向”而行所带来的落差和非议。名校生所带来的光环与骄傲，此时或成为一种心理负担，需要他们学会自我和解。与此同时，“逆向”考研也意味着新的开始，从一次次考研的泥潭里挣脱出去，去开启新的人生，去朝新的人生目标奋斗。

“虽然‘逆向’了，但是我们的人生并未因此走到尽头，我们在承担自己的选择后果，并坚定地走在行动的路上、奋斗的路上。”一位“逆向考研”上岸的学生说。

应试上的再一次“跌落”

当“逆向考研”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讨论时，陈好把这些讨论转发给她的朋友，哭笑不得地问:“每个人考什么学校到底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就是考不上更好的学校不行吗”

“考不上更好的学校。”陈好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从浙江大学农业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的她，经历了三次考研后，最终选择调剂去了上海理工大学的数学专业读研。对她来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地“跌落”，但她在应试上的“跌落”来得比这更早。高中时，她就读于杭州排名前三的高中，曾被视作冲刺清北的苗子，然而高考发挥失常，只以提前批报考的方式被浙大农学专业录取。那一年，她所就读的高中有45人被清北录取，有145人进了浙大。高考未取得佳绩，她认为这是人生的第一次“跌落”。

进入大学，陈好提醒自己，大学是探索自己的新开始，要尽情地体验。她把精力放在了丰富多彩的社团生活中，直到毕业临近。

同样觉得在“跌落”的，还有袁孟。他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曾两次报考人大新闻传播学，均失败，后被调剂至河北大学传播学专业读研。高考时，袁孟在北京大学的小语种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中选择了后者。

经历了保研不顺、“一战”失败、“二战”失败后调剂至双非高校等一系列境遇后，袁孟愈加肯定地认为，自己并不在所谓的“神坛”上，“至少从结果上而言，考不上更高层次或者本校的研究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资本了，也就无所谓跌不跌下‘神坛’、放不放下骄傲了”。

没有获得保研机会，考不上同等或更好层次的学校，却想继续深造，部分名校生们不得不考虑“向下看”，成为“逆向”考研的一员。随着考研竞争的日益激烈，面临这种尴尬处境的学生可能会越来越多。公开报道显示，2018年考研报名人数为238万，四年后的2022年考研报名人数增加至457万，翻了近一倍。有机构预测，2023年考研报名人数有望突破500万。多年以来，考研的录取率在30%左右。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武汉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广州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一批“双非”高校公布的2022年硕士录取名单中，不乏来自“双一流”高校的本科生。

换个赛道奋斗

作为提前批次被录进浙江大学的陈好，很快就丧失了对于专业课的兴趣，由于提前批的录取限制，她无法转专业。兴趣驱动的她，难以适应本专业的学习节奏，早早掉出了保研的序列。她并不在意这一点，因为她喜欢数学。陈好认为数学是一切理工科的基础，也是研究世界的本源，“数学是纯粹的、逻辑的”，这让她痴迷。她决定过以研究数学为生的日子。

陈好觉得，如果要“换个赛道”，跨专业考研是她实现梦想的唯一路径。第一次，她大胆地选择了国内数学排名前三的高校，由于备考不充分，败下阵来。“第一年对考研也没什么认识，就是定了目标就开始考了。在浙大，考研的人很多到9月才开始准备。我身边有很多是‘二战’、‘三战’考研的同学。”

第二次，陈好选择报考本校的数学专业，但又失败了。这次的失败让陈好更加尴尬，她回避了调剂，决定再奋斗一年。然而，结果仍是失望的，仅几分之差，她又和母校的数学专业擦肩而过。

对于自己的处境，陈好有清醒的认知。“本科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学的也是并不喜欢的专业，或许我当时学习能力并不足以让我去到更高层次的学校。”三次考研后，年龄焦虑渐生，尽管她刚过24岁，但读博的规划让她不得不考虑妥协。“再考一年，读完博就30岁了，那时候年龄就有点太受限制了。”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人才引进政策对于博士年龄限制在35周岁内，硕士年龄则限制在30周岁以内。再者，疫情后，考研竞争压力肉眼可见地日渐增大，“再考一年的不确定性太大”。

“还是先‘上岸’吧！”此时，选择调剂到“双非”高校，成为了陈好唯一的选择。她先后收到了来自浙江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和江苏大学三所高校的调剂复试邀请，在紧迫的调剂时间线中，上海理工大学最早给她发送了录取通知，并要求她在几分钟之内确认，她无暇顾及来自其他院校的可能性，冲着上海的区位和她所期待的数学专业的呼唤，她果断“确认”了。

“有书读了，可以学数学了。”经历了三年马拉松式的考研，确认“上岸”那一刻，陈好松了一口气，她觉得自己不再蹉跎，也不再愧对自己。她想起了第三次考研时的情景，朋友陪她考试，被酒店前台打趣说“没见过朋友来送考的”；第二天，朋友骑小电瓶车把她送到考场门口，保安调侃说，“还有专人接送啊！”陈好笑着说，“这个排场，想考不上都不行。”

未想过“向上考”

刘帆在考研择校时，从未想过“向上考”。他本科就读于湖南大学电子信息专业，一开始就报考便选择了“双非”院校——深圳大学。“一战”失败后，他定下的目标是离家更近的海南大学。2022年，刘帆如愿以偿，成功上岸。

刘帆从不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他把本科考上湖南大学归功于足够幸运，“我是海南人嘛，海南的学生高考压力并不大，而且我所在的高中一本录取率将近98%，按部就班学习，就上了湖南大学。”在刘帆参加高考的2015年，海南全省的一本录取率达到了14.88%，超过了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

进入大学后，刘帆感觉到了压力。“我的同学有的来自河南、河北等高考大省，我们考同一套英语卷子，有的同学能比我高20~30分。他们学习都非常努力，我确实是‘卷’不过他们。”刘帆意识到，不管是天赋，还是努力，他都比不过那些来自高考大省的同学。渐渐地，他调整了预期：“我就没有给自己定下太高的目标，不一定要做学习科研，而是做我感兴趣的，比如社团活动、创业项目等。”

一早，刘帆就决定回海南工作。秋招之后，他到海南一家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的工作冗长而无聊，偶尔会遭受领导的诘问：“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仪器操作都不会你不是985毕业的吗”工作没有成就感，刘帆决定考研，“我觉得我要回到学校里，再学点东西，可能是还本科没有好好学习的债吧。等我觉得自己充实够了，再出来工作也许会更如鱼得水一些”。

很快，刘帆发现海南大学几乎满足他所有对于读研的期待，“离家近，就业上省内认可度也不错，就它了”。

备考阶段，刘帆最喜欢的活动是看海。他说，海以及日出日落让他感到放松。受访者供图

刘帆说，“985本科生”给他的优越感十分有限，工作一年多后，他对“名校情结”有了新的认识，“学校的光环其实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能读什么学校和自己的能力、是否优秀未必是匹配的。读了名校的人，只能说明某一段时间确实曾经努力过。”

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刘帆收到了海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确认自己“上岸”的瞬间，刘帆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结果，“Ideserveit”。一方面，学校的“降级”是自己并不算充实的本科学习所应承受的代价，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付出努力之后才收获的果实。

刘帆的父母对这个结果也颇为满意。“留在父母身边、在学习中充实自己、以后找份稳定的工作不再漂泊”从湖南大学进入海南大学读研，刘帆觉得，这种人生选择“不是降级”，而是去锻炼应对复杂社会能力的新开始。

“小城女孩”的新开始

两次考研失败后，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的何亚情选择“上岸”长沙的一所“双非”高校。尽管学校“降级”，初上岸时何亚情仍觉得一丝轻松，但很快，心头被更大的焦虑和愧疚所替代。

“我本科的成绩其实也不差，大概徘徊在保研边缘。2020年疫情在家时间比较长，这是一段很长的学习时间，就萌发了斗志，想去一个更好的学校。”自此，何亚情埋头扎进备考里。学院群里老师发保研意向的相关通知时，她没有上心，当时就想着考到更好的学校去，错过了保研的机会。“一战”报考北京顶尖985高校失败后，何亚情继续再战，并把目标调整为上海某所985高校，但还是失败了。

从985到“双非”，从上海到长沙，何亚情不止一次遇到“本科学历已经这么好了，为什么不直接用本科学历找工作”的追问。这个问题也盘旋在她脑中，她给出的答案是，“我不找工作的原因，是知道自己找不到对应的好工作。大学四年，我不知道要实习才能找到工作，每年到了假期就乖乖放学回家，没有人告诉过我找工作需要早早规划，更没有人告诉我找工作除了学历之外还需要实习。”

何亚情形容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小城女孩”，具备“乖乖女”的所有特征：父母都是县城体制内，从小住在家属院，独生子女，没有和自己年龄类似的兄弟姐妹，考研之前顺风顺水地在县城里最好的学校升学，顺理成章考入上海的985名校，是小城里人人赞叹的“别人家的孩子”，一切都很安逸和舒适，但问题在于见识有限、远见有限。

“小县城和大城市还是很不一样。在小县城，只要你读书成绩很不错，大家就会很喜欢你。”“我上了大学才第一次喝星巴克。我刚上大学时下意识地和我的同学们比，但我始终比不过那些上海本地的同学。”何亚情说。

第一次考研失败后，何亚情觉得自己的人生在极速坠落，她试图重新振作，却在毕业了无去处、考研再战再失败的循环中无法抽离。“我失去了保研机会，失去了本硕985的机会，失去了应届生的身份。”她变得有些不自信，不再谈论有关未来的规划。

率先伸出援手的是何亚情的父亲。“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硕士学历，如果你能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你可以换一个新的开始，哪怕学校差一点也可以。家里这边那么多女孩读个专科去工作，去结婚，过得也很快乐，你的学历已经那么高了，为什么不能开心点呢”父亲的劝慰，“打通”了何亚情。为了走出自我消耗的漩涡，为了弥补已经错过的一切，她要先“上岸”，不管是什么样的学校。

“只有获得‘双非’研究生学历以后，我才有机会去弥补没有读985研究生学历的遗憾。”何亚情意识到，重要的是先给自己一个开始。

“逆向”上岸后又放弃

“逆向”上岸后，也有人在巨大的落差面前选择放弃。本科毕业于上海一所211高校的李言，在“二战”中传传播学失败后，在家人的劝说下，调剂去了河北大学传播学。然而，入学一个月后，她便决定退学并在当年重新考研。

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李言选择报考传播学学科评级为A的华中科技大学，最后因单科不过线而惜败。她再次尝试调剂，先后收到新疆大学、兰州大学等学校的复试通知后，李言仍觉得“不圆满”，主动放弃了所有调剂。

在李言看来，无论是中传还是华科，都是她能够到的更高层次学校，她相信学校层次的提升，能帮助她抵抗就业压力，以后能去更好更高的平台工作。

“即使当时调剂我留下了，我也要花漫长的时间和精力去弥补与自己原本期待的差距，与自己本科学校区位和层次上的差距，那我的三年就会长期处于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也许最后毕业的时候取得的成果仍不尽如人意，不如趁早离开。”李言说。

李言离开得很彻底。第三次考研失败后，她选择用工作治愈考研中的一路波折，“我已经在考研这件事上投入了两三年的时间，我无法接受奔赴一个勉强的结果。所以达不到我本身的期待，我就去工作，我主动放弃和考研有关的一切。”带着历经挫折锤炼的心，李言入职一家制造业相关企业。工作后，李言很快坚强了起来，也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她说：“考研已经把我对于这个学科的兴趣快消磨光了，工作中偶尔接触和新闻有关的地方，反而让我可以发挥一些自己的兴趣和所长，那我做好我眼前的日常工作就好了。”

和名校身份和解

面对开学，何亚情有些焦虑，“大四最后一年就没有课了，算下来我已经快有两三年没有上过一堂正经的课了，我真的很担心我能不能跟上。”她对过去的自己仍不满意，这种不满也影响了她的读研体验，她对新的大学未产生归属感，她觉得它只是一个“提供学历的场所”。

“我听到有人议论我们班有3个本科985、5个本科211的同学，但是我们彼此谁也不会说谁来自哪儿，有人说我也会装作没有听见。”何亚情小心翼翼，避免提及自己的本科，她只会在填报材料时如实交代，在所有谈话场合中都决定闭口不谈。谈及“逆向”，她仍然有些抵触，“我知道抵触的强烈程度在慢慢变淡，我还是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和解。”

在长沙某“双非”高校就读一个多月后，在看到本科985的同学仍然在纠结“三战”考研的报考学校时，何亚情觉得，如果自己去“三战”的话，可能会把自己驱赶进更加黑暗的境地。这时，她为此庆幸，“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岸’，好歹现在我已经在岸上了。”

在新的校园，何亚情逐渐找回了生活状态，她惊讶地发现，相比自己本科的老师，这里的老师教得更基础、更细致；这里有更多的自习室，还有直饮水、独立卫浴等更加便利的生活设施，这让她的读研生活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在兴趣驱使下，陈好的学习热情被激发了出来，她自动忽略了本科、硕士所在学校在硬件、平台资源等方面的差距。她的想法简单而纯粹，“终于可以学数学了，好像因为这一点，我觉得现在的学校特别好，老师很好，同学很好，一切都很好。”她认为自己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弥补与数学错失的这些年里她所错过的一切。

陈好和本科同学仍有来往，大家虽走向不同人生方向，进度不同，但她并不焦虑，“后来发现大家各有各的苦，读研的忧愁毕业、忧愁发论文，本科毕业工作的担心被裁员、被老板压榨，我反而因为滞后一点过得更轻松，只需要学明白数学专业课就行。我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可能性。”在陈好看来，即使“双非”硕士可能会让她未来读博深造的规划之路有所不平，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选择，她也许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成为一名数学博士。

失去了曾经作为骄傲资本的名校身份后，陈好并不沮丧，她反问道：“为什么要放下骄傲呢我一直挺骄傲的，能学我喜欢的专业这不值得骄傲吗”

袁孟同样将读博纳入到自己的人生规划中，在人大读本科时，他从未想象过自己想要成为一名新闻传播学的博士，他明确知道只有通过读博，才能改写自己的最高学历。

如今，袁孟不再留恋人大本科生的身份，他说服自己不再为过去的身份骄傲，但同时，他又期待重新返回人大那片熟悉的校园。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春节餐桌，一定少不了酒。酒以合欢，在中国，大多数时候，酒是为人们聚在一起的欢乐而出现的，哪怕再陌生疏远的几个人，当举起酒杯，彼此之间的距离瞬间就只在杯盏间。

酒的这种“功能”在家庭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父子之间。大多数的中国式父子关系，沉默、别扭、缺少交流是这种微妙关系里的常态。都说父爱如山，但越长大越发现，自己与父亲之间，隔着几重大山。一直以来，大多数家庭采用的都是“严父慈母”的教育方式，加上中国人的情感表达偏于内敛含蓄，因此父子之间常常词不达意，言不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