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到17岁是男性的青春期,昨天下午,“阳江一中大讲坛”举行“男性青春期”的专题讲座,为500多名高一学生解答困惑。
在讲座中,人民医院泌尿男科主任医师关登海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了青春期中如何正确面对性、生理卫生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关医生的引导和提问,现场气氛也越来越活跃。同学们积极大胆地提出困扰自己的青春期问题。
市人民医院泌尿男科主任医师关登海:12岁到17岁是男性的青春期,刚好是他们这个阶段,这个阶段需要一个正向的引导,不然他们会迷惑,会走弯路,会影响学习。你不能避开性,一定要直面地讲到性,让他们对性有一个正确的正面的认识。
学生:刚开始是比较害羞腼腆,但是经过关医生的引导,这种东西是人类正常的行为,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的。
学生:关医生他说了很多关于男生生理卫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我们平时家长老师跟我们讲的不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对于男生发育时候产生的某些情况,会存在有一定的误区,但是经过关医生讲座后,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子的。
据负责人介绍,“阳江一中大讲坛”活动从2014年开始开展,每隔两到三周开展一期,邀请校友对同学们宣讲,他们当中有国家级科学家,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毕业校友,还有一些阳江本地企业家。讲座的内容涉及到科学、文学、传媒、职场等各个领域。
文字:刘德鹏
近日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开展的“关爱‘她’健康——女性个性化健康管理论坛”上,市民日常关心的健康问题成为讨论焦点:不少女性看到体检报告中CA125指标升高,就担心是否得癌了;至于维生素D补充,许多人认为并没有必要。
专家对此厘清:CA125确实是卵巢癌重要的肿瘤标志物,但临床上不少良性疾病也会有指标上升现象,科学读懂肿瘤标志物很重要。缺乏维生素D或会引发多种疾病,因此,维生素D水平的监测同样不可忽视。
部分良性疾病也会导致CA125走高,联合诊断提升准确率
华东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唐曦在论坛上娓娓道来:读懂肿瘤标志物,需要科学认知。除了卵巢癌,包括肝硬化腹水、体腔积液、子宫内膜异位症等也会导致CA125指标走高,而不少良性疾病也会反映为CA125走高。
专家说,卵巢癌、子宫颈癌、乳腺癌是女性肿瘤相关致死的主要因素。肿瘤标志物可在诊断前筛查,治疗中随访,后期监测等领域发挥巨大作用。以“沉默杀手”卵巢癌为例,不少患者就诊时已出现盆腔巨大肿块腹水,早期没有明显症状,直到肚子胀了,小便少了,才来就诊。
无论是美国NCCN指南、我国CSCO指南,还是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指南,早期发现肿瘤标志物,早诊早治均是对患者最好的治疗原则。目前临床已发现:HE4(人附睾蛋白)和CA125联合诊断,会提高早期卵巢癌诊断。对照组内,卵巢癌人群一期、二期已经出现HE4升高,三期、四期升高得更为明显;相形之下,运用CA125检测,一部分卵巢癌患者并未显示指标升高。基于此,临床专家建议:运用HE4和CA125联合检测,可提高对卵巢癌的早期发现。
维生素D缺乏不仅会影响骨骼,慢性病也可能“找上门”
论坛上专家列出数据,维生素D严重缺乏已成全球现象,全球范围内,63.9%的人群都存在维生素D缺乏。我国大样本调查显示:仅13%的人群维生素D水平是合格的。华东医院健康管理部副主任洪维说,“维生素D需要加工后才会发挥作用,它的生成90%来自阳光,正因为人类生活方式改变,维生素D才会越来越缺乏。”
洪维表示,其实维生素D缺乏与人体感染、免疫乃至癌症都有关系。众所周知,维生素D缺乏会对骨骼有影响,但与此同时,还可能导致高血压等。针对3500人随访7.7年的研究发现:维生素D缺乏时,血压幅度会升高20%,心血管死亡率会提高两倍,很多心衰患者复发住院概率也会提升。维生素D还可将受体作用于胰岛细胞,导致胰岛素敏感性变化。大多乳腺癌患者也出现维生素D缺乏。
如何判断自己的维生素D水平是否合格专家表示:如果小于30纳克,称为“维生素D不足”;如果小于20纳克,称为“维生素D缺乏”,洪维最后说,“当然,维生素D不是越多越好,理想状态是维持在适当水平。因此补充维生素D时,建议经常监测。”
另悉,华东医院健康管理部正式启动“女性个性化健康管理”,旨在通过个性化健康体检及后续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妇科恶性肿瘤及其他贯穿女性生命周期的各项检测),以此为女性筑起一道“健康防线”。
11月10日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北辰广安综合门诊部
一名男医生
为证明自己开出的调理经期的药
不会导致流产
当场喝下还续了杯……
这整个事件,还要从10月9日说起。
长沙39岁的张女士备孕二胎,因月经紊乱于10月9日前往长沙开福区北辰广安综合门诊部进行检查。
“因为我月经紊乱,我就跟他(上述门诊部医生)讲要打黄体酮。但是进去之后他就跟我讲不要打黄体酮,他这里有一个调经的药方,说特别好,可以给我调理,随后他就把了脉以后给我开了药。”张女士告诉
发表时间:2023-05-30 08:52:04
44岁曾黎穿上清宫装造型
哈喽小伙伴们,说到曾黎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吧此前曾黎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虽然她只是一位踢馆选手,但是却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曾黎出场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曾黎的长相是不输给门面担当张柏芝的,更有甚者觉得曾黎比张柏芝还更有韵味呢,总之肤白貌美的曾黎真的是征服了不少观众的心。
在近期,曾黎刚刚辟谣完自己已婚的消息,就登上了《萌探探探案》的新综艺,虽然这档综艺尚未定档播出,但是热度却是极高的。毕竟这档综艺可是集结了那英、杨紫、杨迪、沙溢、宋亚轩、黄子韬等多位大咖,阵容真的是非常强大了。从现场透出的各种路透图中,大家对这档综艺也愈发感兴趣了。
而在曾黎的路透中,大家也被曾黎的清宫装扮圈粉了。要知道曾黎一向都是走高冷清丽的路线,每次在电视剧中亮相都是能惊艳到大家的,譬如说在《大唐荣耀》、《射雕英雄传》中,曾黎就有着非常出彩的表现。
而在这次的清宫装造型中,曾黎也真的是再度惊艳了不少人。可以看到,这次曾黎身穿艳丽高贵的紫色清装服,头上戴着发套,一身服装看着还颇有种妃子的既视感,让人十分心动。而曾黎的颜值自然是不用说,虽然曾黎的眉形修理得很是现代化,没有古代的那种弯月眉形,但是她脸蛋上的这份柔美,却颇有种古代女子的美感,看着精致温婉无比。
在怼脸近照中,曾黎的五官简直精致得让人感到不敢相信,可以看到,曾黎的五官真的是十分出色,鼻梁呈现非常自然的高挺不说,这嘴唇也是红艳无比,眉眼深邃立体,侧脸线条看着也十分深刻,让人看了一眼就忘不掉了,这样的颜值真的是非常高。有很多人都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曾黎还有种喻言的既视感,这长相和THE9的门面担当喻言真的是极为相似了。
杨紫节目中扮演“紫薇”在杨紫的路透中可以看到,这次她穿上“紫薇”的服装,和林心如版本的紫薇形象如出一辙,看着还颇有几分相似。
本来以为像杨紫以往的风格,怎么说也是比较适合“小燕子”的扮相,毕竟她们都是属于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类型。但是没想到,当杨紫扮上柔情似水的紫薇的形象的时候,竟然是一点都不违和的,而且还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这颜值可是丝毫都不比林心如差呢。
二人气质对比
在清宫装的映衬下,杨紫看上去真的是瘦削了不少,现在仅仅28岁的她,身上多了许多韵味,也安静了不少,所以在画面中让人看得极为舒适,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既视感。
不少人都拿杨紫和曾黎进行对比,毕竟二人是在这次《萌探》中颜值最高的女嘉宾,颜值对比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了。其实曾黎和杨紫的长相都是非常出圈的,二人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大美女,这颜值自然是没话说。
只是二人差在了气质上,目前已经44岁的曾黎,身上的这份高贵气质,看着的确是让人更为心动,毕竟这份美感不仅仅是从外在呈现出来的,而是从内心深处由内而外所达成的美好。总之杨紫和曾黎的扮相都极为惊艳,小伙伴你们被谁的颜值圈粉了呢
-中国经济网7月8
作者:祝勇(散文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研究所所长)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属国宝级文物,历次展出皆引发“万人空巷”盛况。然而,关于这幅名画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存在争议,如:《清明上河图》卷所绘,是否就是汴京清明时节的景象,画面所表现的究竟是“春景”还是“秋景”而画面中导致学者产生相异看法的细节矛盾之处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图①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②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③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一
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嘛,所绘的自然是清明时汴京人“上河”的景象。“清明”指清明节,郑振铎先生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的三月三日,许多树木还是秃枝光杈,并未长叶,只有杨柳的细条已经浅浅地泛出嫩黄色来,天气是还有点凉意,可是严冬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画家张择端就选择了这个清明节,布置着他的人物和景色。”
而“上河”,就是到汴河去,这里的“河”,是指汴河。我们今天把到街上去叫“上街”,到学校去叫“上学”,到单位去叫“上班”,这个“上”,其实等同于“上河”的“上”。
作为时间的“清明”,与作为事件的“上河”,是怎样连接的呢对此,“清明上河学”首倡者、河南大学周宝珠教授有细致的阐述:
为什么要清明上河这是研究《清明上河图》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即使普通观众也会首先问及这一点。汴河牵动黄河三分之一的流量,一年之中,自农历三月始,至入冬前,均可通航。黄河在冬季进入枯水季节,水少断流,或者水浅结冰,无法保证汴河用水。再者,汴河引用黄河水,泥沙沉积严重,河床日益增高,每年冬季的枯水断流之时,都要趁机进行清淤,以保证来年通航,这在宋代已形成一种制度。正由于此,汴河在春季通航时,按宋制规定:“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神宗元丰时,导洛入汴成功,又称清汴工程,目的在于使汴河延长通航时间,头运纲船可以提前到二月初前后。由于洛水流量小,还需要黄河水作补充,老问题依然存在。开封冬季天寒,汴河之水也经常结冰,要通航就得破冰而行,颇多不便,终难使汴河一年四季都可使用,故在北宋末不得不恢复旧制。总而言之,在清明前后纲船到来之时,“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形势非常壮观。物资百货源源不断运到东京,商业贸易顿时活跃起来,甚至一个冬季不曾通信或往来的亲友,也在这个时候接通关系,汴河桥头就成为人接亲送友的地方。本来,清明节习俗很多。张择端在画中仅用很少画面去反映上坟、纸马店之类的事物,点明是清明时节即可,而把大量篇幅着重描绘“上河”,这在东京是时俗,也是最能反映东京神韵之所在。如果说,没有对东京生活的高度洞察力,那是绝对画不出《清明上河图》来的。
曾经撰写过专著《宋代东京研究》、对宋代之东京了如指掌的周宝珠教授,从航运的角度解读汴河在清明通航时汴京城的盛大景象,颇有说服力。许多学者也确信,《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汴京人“上河”的景象无疑。张安治先生说:“选择清明节这一天的活动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一个青春的节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蓬勃的活力和希望;清明‘踏青’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是为了纪念先人或亲人进行一年一度的扫墓,使长久禁闭在小天地中的封建社会的妇女和儿童也能够得到一次郊游的机会。中下层的工商业者和小市民也都呼朋唤友,在柳绿杏红、春水微波、芳草如茵的郊野去呼吸一下春天的气息。”
总之,把《清明上河图》卷表现的内容定位于清明时节,几乎成为艺术史家们的共识,甚至常识,比如薄松年在《中国绘画史》中说,《清明上河图》“反映了12世纪初期北宋首都开封清明节时的景况”。
二
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长卷中有许多细节,并非指向清明节,而是其他时节。这一点,也曾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疑点:
疑点一:孔宪易指出,在《清明上河图》卷的开场,画着两个赶脚者,赶着五匹驴子,穿过一片枯枝寒树,踽踽而行,而驴子驮负的物资,是过冬用的木炭。《东京梦华录》记:“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也”,这是每年“十月一日”的事。农历十月,相当公历的十一月,此时天气已寒,“宰臣已下受衣着锦袄”了,所以才会烧暖炉以御寒冬。假如像郑振铎先生所说,“严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然到来,为什么还要运输木炭呢假如有人要在春季就囤积木炭,不仅要支付春、夏、秋三季的库存费用,而且在秋季出售或者使用的木炭都已经折旧,岂不“脑残”而且,北宋已经使用煤炭(当时称石炭),煤的价格是每斤四文钱,而木炭的价格是每斤五六文钱,有谁会在这个天气转暖的季节,去做木炭生意呢
疑点二:接下来看到一个村庄,茅屋错落,可谓“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中间的空场上,放着三只石磙,似乎刚刚打过庄稼(图④),而画面上广阔的田垅之间,并无禾麦青青,这不符合汴京为北宋产麦区的情况,如此“踏青”,实在是无“青”可“踏”。
疑点三:孔宪易、高木森等学者都注意到,就是虹桥之南,那座高高耸立的彩楼欢门上悬挂着一面写有“新酒”广告的酒旗。对照《东京梦华录》,可知“诸店皆卖新酒”的时间是在“中秋节前”。《都城纪胜》等书说“中秋前后沽新酒”,可以佐证,“新酒”上市的时间,当在中秋前后。
韩顺发在《〈清明上河图〉中的酒店》一文中说:“宋代除饮新酒外,又有‘老酒’‘小酒’‘大酒’之别。”其中,“老酒”是以麦曲酿酒,密封藏之,可数年。“小酒”是一种春秋两季随酿随售的酒。“大酒”则是比小酒酿造质高味醇的酒。因此,新酒、老酒、小酒、大酒,各自有别。《清明上河图》卷中标出了卖新酒、小酒的酒家,那些没有标出的,像孙羊正店,售卖的就可能是大酒和老酒。
疑点四:在虹桥附近,人群熙攘之处,有许多持扇子的人,比如“十千脚店”里的食客、头戴笠帽骑着马匹的官员、站着听说评词的老人、以扇遮脸的落魄文人……总共不下十位。此外画中有多人头戴草帽、笠帽以遮阳。在画中,还散布着兜售解暑饮料的小店,比如在虹桥之南,有售卖“饮子”的小摊……这些都说明当时天气暑热,并非春寒料峭时节。
有关《清明上河图》卷画名画意的争论就此展开,“春景论”和“秋景论”都没有妥协的意思,且旁征博引,不断夯实自己的论点。这些争论的好处,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清明上河图》的细节,也引向宋代的市井民情,使“清明上河学”沿着“微观研究”的路径一路挺进。“春景说”认为:木炭为一年四季必备之燃料;村庄的空场上未见丰收之谷物,因此不是秋季;卖“新酒”的时间不仅是中秋节,其余节令甚至岁末均有新酒,如赵抃诗云:“更上高峰尽高处,黄花新酒醉重阳”,这是重阳节饮新酒,张耒诗云:“家家新酒滴新醅,残岁峥嵘春欲回”,这是岁末饮新酒;关于《清明上河图》卷中的扇子,北宋寒食节、清明节都有以扇子“扑搏”(一种赌博或类似的游戏)和“便面”(文人雅士以扇障面避免寒暄)的习俗,图中的落魄文人与得意官员狭路相逢,他只好以扇遮面,以免显得尴尬,因此,北宋的扇子具有多种用途,并非只为拂暑扇凉之用。
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艺术史博士彭慧萍引述气象史文献来考察《清明上河图》卷的季节范围,把孔宪易等人曾经指出的《清明上河图》卷中人物穿着问题引向深入,从而出现了一个更深的疑点。
疑点五:画中穿单衣短褐者多达55人,其中仅着短裤者多达47人(图①),更有多人上身赤膊或赤臂(图②③)。无论是赤膊上阵,还是轻衫短袖,都不是乍暖还寒时节的穿着。这是否意味着北宋末年,清明节的气温较高,让老百姓纷纷脱下长衫,换上短打
东、西方历史气象学家对于宋代气候的研究结果却与上面的猜测相悖,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在北宋徽宗末年到南宋中期的1110年至12世纪90年代这段时间里,正处于一个此前数百年罕见的低温寒潮期,这一时期的异常低温,在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我在《故宫的古画之美》一书中写到《张择端的春天之旅》,开篇即从北宋末年的那场大雪写起。那是因为我在史料中查到了关于当时气候的大量记载。而那时的气候条件,从宋代绘画上也可见端倪。所以我在《风雪》一文中说:“一入宋代,中国绘画就呈现出大雪凝寒的气象。”故宫博物院藏《渔村小雪图》《江山归棹图》《芦汀密雪图》这些宋代绘画,无不透露出彻骨的寒意。彭慧萍提示:“宣和末至南宋初正好为极冷低温时段,然《清明上河图》却描绘多人赤膊、赤臂或仅着短裤。故凡认为《清明上河图》成绘于宣和末或南宋初清明节者须格外考虑此一问题。”她结合宋代文献中对气象的记录,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情境中1100—1186年间的寒食节、清明节应较当今更冷更低寒。张择端于初春时节体验目睹的人物穿着,应较《清明上河图》画中所见的赤膊、短袖更为厚实。”
在林林总总的疑点之上,高木森对《清明上河图》卷的画名和画意提出新解:所谓“清明”,非指时间,而是一个地名——清明坊。据《宋会要辑稿》,汴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之郊区共分作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即东水门地区,这正是《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地区。《东京梦华录》有这样的记载:“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场景完全吻合。而“上河”,也不是“上河边去”,“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名词解释,金维诺先生认为,“上河”是“汴河”的别称,“上河”就是“汴河”,“汴河”就是“上河”。如此,《清明上河图》的意思,就是“在清明坊附近的汴河景象”。
还有一种解读,认为“清明”两字既与时间(清明节)无关,也与地点(清明坊)无关,而是一种政治寓意,代表着“政治清明”,是对盛世王朝的歌功颂德。但故宫博物院余辉多次在有关《清明上河图》卷的专著中指出,《清明上河图》卷里暗藏着许多社会危机,因此,《清明上河图》卷非但不是歌功颂德,反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盛世危言”。如果把“清明”两字非要往“政治清明”的方向上扯,那么,《清明上河图》卷上描绘的受惊奔逃的马、街上的乞丐、即将撞向桥头的船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隐含着忧患意识的图景,又该作何解释呢
三
在《清明上河图》卷上,主张“春景论”的学者们看见了春景,认同“秋景论”的学者们则看见了秋景。《清明上河图》引起纷繁的争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清明上河图》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画卷。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张《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给后世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各取所需的可能。
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我们自会发现,图上不只有春景和秋景,还有冬景和夏景:画卷伊始,枯树寒柳之间,那五只驴子,驮的是过冬的木炭,前面说了,对照《东京梦华录》,知道那是十月,在农历里,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季;在城乡接合部,有五人在寒风中前行,女主人和男主人骑在驴上,裹着厚衣,头戴风帽,其余几人亦将双手蜷入袖内,一副瑟缩怕冷的样子,这无疑是冬季的景象,至少是冬日将尽,春暖花开的日子还没有到来(或者秋天已过,冬日已经来临);随着画幅的展开,人们的衣衫愈发单薄,道路两边,雨棚、雨伞渐渐多了起来;而当乡村远去,河流横亘,人们看到的却是水流湍急,尤其在虹桥之下,急流裹挟着一艘大船,即将撞向桥头,成就了全画最紧张、最高潮的段落。那绝然不是河水刚刚解冻时的景象,而分明是夏季涨水季的景象。更不用说,画面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赤膊或赤臂、仅着短裤者,在衙门外,甚至有衙役脱下裤子,在大树下酣睡纳凉(图①)……
如果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分解来看,它的每一个局部都是各自成立的,但放在一起,就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有如“剪辑错了的故事”,出现了太多的“自相矛盾”。画面上的景物与人物,不像处在一个相同的时间之内,而是分散在各自的时间里,一如林木所言:“(对)每一个局部的考证大都能成立,这使得各行各业专家们的《清明上河图》研究都十分成功。但当我们要把这些真实的局部完全拼凑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方位环境图像时,运气就不如前者了,因为很难完全符合文献的记载。《东京梦华录》等古代文献用于全景式考证的原型意义在《清明上河图》研究时往往要失去作用,甚至连以前似乎正确的局部考证也往往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而让这种研究陷入混乱和无意义。”
我们知道,《清明上河图》卷被称为“写实之终极”,画家张择端对于现实的捕捉与再现能力,可以说古今无二。举一个细小的例子:我们看《清明上河图》卷中的缆绳,张择端不是简单地画成一条线,而是画成两条平行线,在这样一幅宏观全景式的巨作之上,人众如蚁,场面宏大,用两条线勾出缆绳的外廓,粗细要均匀,还要带出重量和质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条船船尾的篷顶上,还散落着几圈缠绕的绳子,也一律是双线勾勒,缠绕的顺序有条不紊,足见画家对于细节拿捏得多么精准自如,纤毫毕现。
类似的细节,在《清明上河图》卷上不知能找出多少。像《清明上河图》卷这样一幅史诗级的图卷,是由无数个局部的图像汇集成的,每一个局部都是一幅单独的画面,向观者提供丰富动人的细节。《清明上河图》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那些看似微小的细节,让整卷绘画流动起来,生动起来,宛如一条浩荡不息的大河,不知汇进了多少细小的水滴。像张择端这样一位功力深厚的画家,在完成《清明上河图》这样一件浩大而精微的伟大作品之前,必定是经过了漫长的准备、缜密的规划、耐心的经营的,不可能出现如此众多的、没心没肺的“错误”。因此,在我看来,上述这些“混乱”并非来自《清明上河图》卷本身,而是来自我们这些观者。假如画面上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错误”,这很可能说明它们原本就不是什么“错误”,而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读懂。
在我看来,《清明上河图》卷是一部含纳了春夏秋冬四时(古人不说“四季”,只说“四时”)的画卷,有如《诗经》里的《七月》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随着时令季节的推进,排布出人世间的沧桑与繁华。
四
我这样讲,不是要当和事佬,为《清明上河图》卷的画名画意之辩和稀泥。我这样说,是基于中国绘画特殊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延展出中国画家特有的时空意识。
我在《故宫的古画之美》一书中开篇即说:“中国早期找得出画家名字的绘画,大抵上都采取了横卷的形式。”关于“卷”,徐邦达有这样的定义:“裱成横长的样式,放在桌上边卷边看的叫作‘卷’。”而竖长的挂轴、条屏,大约到北宋时代才渐渐流行。
也就是说,这种“横卷的形式”,亦即“手卷”,在晋唐之际的绢本或纸本绘画中,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形式。这种横卷或者手卷,又带来了中国人观看绘画的方式的不同:当一个观画者观赏一幅手卷时,他要用左手展放,同时用右手来收卷,于是,他能够看到的画幅,相当于双手之间的长度(约一米左右),不像现在博物馆的画展那样,把古代绘画抻平拉直,放在展厅里,以方便大家观看。因为手卷是在手中一节节地展开的,因此观者看到的画面,永远只是一个局部(这或许就是张择端特别强调局部的原因),而那展露的局部,又随着他双手的放-收动作一点点地移动,就像电影的镜头一样。所以,中国人看手卷与欣赏西方绘画不一样。西方的油画,无论画幅多么巨大,都是一览无余的。观者的目光可以覆盖绘画的全部,因此对油画的观看是一种“共时性”(synchronic)观看,而中国人对于一幅手卷的观赏则不是“共时性”的,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里一览无余,而是“历时性”(diachronic)的,就像我们今天看电影那样,要经历一个时间的跨度才能完成,因此我把手卷称为古代的“电影”。
中国古代许多绘画长卷,里面都包含了一个时间的长度,这使绘画长卷有了很强的叙事性,可以完整讲述某个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们不是像一张照片、一个镜头,只抓取瞬间的影像,而是像电影(纪录片)一样,记录了一个较长时段的影像。西方古典绘画,无论其透视学多么发达,也只描绘一个“3D”(三维)的世界,只能包含事物的长、宽、高,而中国古代绘画,不只是“3D”(三维)的,更是“4D”(四维)的,那多出来的一“D”(一个维度),就是时间。至于哪种绘画更加优越,已经无须多言了。这正是中国古代艺术赋予我们文化自豪感的原因之一。因此,只有通过“历时性”的观看,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内容,否则,画中的人物(如《洛神赋图》卷里的曹植与洛神、《韩熙载夜宴图》卷里的韩熙载)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对时间的暗示为什么不一致,就显得不可理解了。
因此,当我们面对长达5.28米、包含着684个人物、122座房屋、29艘船艇的《清明上河图》卷时,我们不应当仅从“规模宏大”的意义上去理解它,而且要把它放在“历时性”观看的原则下去解读。也就是说,这一长卷的长度,所展现的不只是物理的长度,还是时间的长度。它是一部电影,更准确地说,是一部纪录片。就像《韩熙载夜宴图》卷的镜头从夜宴初起持续到意兴阑珊,就像《洛神赋图》卷的故事贯穿了相遇与别离一样,这部名叫《清明上河图》的“纪录片”,记录的不是某一天(如清明节)的生活,而是包含了一年的四时,记录了汴河两岸各阶层百姓的劳作与生息、光荣与苦难。在此,我不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卷首的枯木寒林,描绘的是一片荒芜的冬景;从踏青返城的队伍(轿上插柳是清明节的标志)到木船在汴河中平稳航行,杨柳依依,春水漫漫,是清明前后的图景;从水流湍急的虹桥一直到画尾,是喧嚣热闹的夏日(当然,《清明上河图》卷的时节转换是渐变的,不宜寻找一个准确的地标,在此姑妄言之);而长卷在赵太丞家附近戛然而止,结束得甚为唐突,我相信《清明上河图》卷的结尾是被截去的,而那截去的部分,应当是汴京城的秋天。
五
关于《清明上河图》卷尾是否有被截去的部分,也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郑振铎认为:“这个长卷到了这里截然中止,令人有‘不足’之感。”孙机说:“(《清明上河图》卷)经过一处十字路口,画卷就戛然而止,分明是一个残卷。”余辉则认为《清明上河图》全卷基本完整,缺少的是卷首部分,约在一尺以内,“由于该卷在北宋装裱后又经过数次重裱,这种被装裱师数次切边造成卷首、卷尾有残缺的现象是比较多见的,树干虽有残缺,但树的重心特别是树枝纷纷向画幅内斜倚,显然,这里已经是结尾了。”
在这里,我与余辉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清明上河图》卷尾是被裁切截断的,因为《清明上河图》卷从荒疏到繁密,从寂静到热烈,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无论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卷当作一首交响曲还是一部电影,它的整个叙事是有节奏、有线条感的。这个节奏,在整幅画卷进入到高潮部分的时候突然中止,这是不正常的。赵太丞家门口的街巷,怎么看怎么不像整个长卷的结尾。至于余辉说到“树枝纷纷向画幅内斜倚”,那也只是整棵树被截去一半之后的残余姿态而已,并不像是画家有意的收尾。
之所以说“略有不同”,是因为我认为《清明上河图》卷尾虽被裁掉了,但裁掉的部分,并不像郑振铎、孙机估计的那么多。郑振铎、孙机认为,“《清明上河图》的场面还应该向前展开,要画到金明池为止”,那样,《清明上河图》就会变成一幅没有边际、包罗万象的超级长卷,是不现实的。明代李东阳一生中曾三次观览《清明上河图》卷,并且两次留下跋文。他在公元1510年所写的跋文上已经写明了,《清明上河图》“长二丈有奇……其卷轴完整如故”,也就是说,李东阳看到过《清明上河图》的“完整版”,它的长度是二丈多,按明代一裁尺约合今34.1厘米计算,二丈就是682厘米,“二丈有奇”,有可能达到7米多,比目前残存的5.28米《清明上河图》卷要长1米多。
如此算来,《清明上河图》卷是少了一段的。至于它何时被截断,为什么要截断,已经无法知道,那被截掉的一段,也在岁月中消失了。被截断的长度,不算长也不算短,大约1米多。那消失的1米多,很可能就是一段被裁掉的秋天。有了那个秋天,汴河岸边那座大城就有了完整的四季,画中因季节而出现的矛盾,都因为我们把时间尺度由“一天”放大到了“一年”,而不再成为矛盾。
《清明上河图》容纳了汴京城一年中的季节变换,它可以是某一个特定的年份,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年份。假若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卷首和(已消失的)卷尾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闭环,像一圈完整的年轮,让汴京城的春夏秋冬运转轮回,永无止境。仿佛张择端已经预见了后来的灾患,于是以这样的方式,让这座喧嚣盛大、繁华耀眼的大城,在绢上得以永恒。
《》(2021年10月22日13版)
通讯·华声在线
人物小传
哈桑·拉杰布·哈桑·阿卜杜·拉比希教授(中文名大海),中国文学与翻译教授,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语言学院院长,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2011年获得中国教育部颁发的汉语教育领域杰出贡献奖。代表作包括《中国人民艺术家、戏剧家老舍和戏剧〈茶馆〉的研究》《在中国的伊拉克文学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研究》等。
1979年,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刚刚成立了中文系,我有幸作为第一届学生开始了与中文和中国文化相伴的学习生活。当时在语言学院学习中文的同学非常少,我的父母也不能理解我的选择。但我从小就喜欢中国历史和文学,我相信这样灿烂的文化值得我花一辈子时间仔细品读。中国有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为了毕业以后能继续从事与中文相关的工作,我每天学习12到15个小时,刻苦练习汉字书写。终于,学校保送我为中文系研究生,并派遣我来北京语言学院继续深造。
在中国,我有幸与话剧《茶馆》结缘,从而走进了中国戏剧的研究与传播之路。
1991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戏剧方向学习,我当时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人民艺术家、戏剧家老舍及其话剧《茶馆》的研究。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目,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经历。在北京求学时,同学邀请我去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的话剧《茶馆》。当时同学对我说:“一部小《茶馆》,半部中国话剧史。大海,你理解了《茶馆》,就明白了老北京人,甚至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看了演出,我着实被震撼了!《茶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放置在小茶馆这样一个空间里,通过三个时代茶馆的变化、茶馆中人的对话和状态,表现中国的历史变迁。除此之外,茶馆老板、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流氓、打手等各色人物,都有十分鲜明的性格,老舍“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令我对中国话剧产生了浓厚兴趣。
看过《茶馆》的演出后,我就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找来老舍先生的剧本原作进行研读。相比表演,剧本对人物的描写更是精彩纷呈。我感觉王利发是当时旧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代表,表面看起来精明能干、善于钻营,但实际上胆小、自私。而常四爷代表了一群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秦仲义自认为有很远大的理想,当受到打击时却放弃了人生追求,心如死灰。通过这部话剧,我感受到中国人民近代以来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为追求光明付出的巨大努力与牺牲。比如《茶馆》的结尾,就写到了学生运动的高涨和教员的罢课,通过康大力参加革命以及康顺子、王大拴等人投奔西山游击队,从侧面昭示了未来中国光明的前景。我当时就想,要把这部中国经典带到埃及去。
大家有了兴趣,我就会通过比较两国的戏剧,让他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埃及也有着悠久的戏剧传统,还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阿拉伯文学大师——陶菲克·哈基姆,1987年他逝世后,埃及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他的戏剧《交易》也是当时埃及社会现实的反映,讲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我认为《交易》从主题内容上与《茶馆》接近,在教学时就拿这两部戏剧进行比较,用学生熟悉的本国剧作家的作品作为引子或者参照物,激发他们了解、研究中国戏剧的热情。这样做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有的学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兴趣;有的以话剧《茶馆》为线索,对中国的茶馆文化展开了研究;有的还找来曹禺等剧作家的作品进一步阅读。
2010年,电视剧《茶馆》又进行了翻拍,我重温了这部剧。我觉得新版电视剧与旧版的相比,情节更加紧凑了,画面的细节也处理得很好。同一年,中国政府和埃及文化部合作,送给我们一个中国电视连续剧《香樟树》。我负责把这个电视剧从中文翻译为阿拉伯文。我当时连续工作一个月,每天12小时,才把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内容翻译为阿拉伯语。《香樟树》播出后深受埃及观众欢迎。
我觉得,相比诗歌、散文、小说等艺术形式,戏剧乃至电影和电视剧能通过直观可感的人物形象讲述故事、传播文化,在这方面,埃及和中国应该进行更多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埃及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属于东方文化,我们都长于探究历史、思索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也都注重在文艺作品中传播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中国戏剧和影视作品所传达的正向价值能够被埃及观众所理解和接受,埃及人民也期待着更多中国文化精品走入他们的生活。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陈映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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