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作者杨超华
八月的燥热刚刚过去，北京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秋季。正如老舍先生所说,秋天一定要住在北平,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挟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
在这北京最好的季节，自然不用羡慕暮春之初江南拂堤杨柳醉春烟的唯美。红墙琉璃瓦下的金黄，皇家园林的梦幻色彩，梵宇伽蓝里的清幽秋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可以装裱于镜框中的景色，在这样的季节，心情仿佛幻化为高天上的流云，所有惊喜的情感如水银泻地，统统流归这华美丰腴的土地。
北京西郊一带，山明水秀，河渠纵横。在这块宝地上，有一条逶迤东流的长河，是明清时期皇都北京城内唯一的御用河道。当时皇家的帝后王妃，赴西郊各行宫御苑，若乘舟行船，都必须通过这条著名的河道。长河之畔，有著名的“京西小故宫”——万寿寺，也有网红最爱的大隐隐于市的秋季打卡地——五塔寺。
五塔寺
建筑样式为中印结合
杜牧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作为唐朝宰相杜佑之孙、曾监察多地的刺史，杜牧目睹晚唐之衰，难免借往昔繁华抒古今兴亡之叹。天下盛平之时，寺庙往往繁华。长河之畔的五塔寺就诞生于明成祖执政之时，正是万国来朝的“永乐盛世”。
从地铁国家图书馆站出来，沿着长河往东，走向五塔寺的方向。河中有一艘顶为金黄色，前部雕刻着金龙的游船，正从万寿寺方向往东开来。遥想晚清之时，慈禧太后去颐和园避暑，也曾乘坐皇家游船在长河中欣赏两岸的美景。如今，普通老百姓也能乘坐“龙船”体验长河七百年的历史古韵了。
前往五塔寺的短短几百米路程，就叫做五塔寺路。途中恰好经过路北的首都滑冰馆。“幸得识卿桃花面，从此阡陌多暖春”的少年郎羽生结弦，在此冲击了最大难度的阿克塞尔四周跳，俄罗斯“三娃”各自上演了悲喜剧。短短一段路，现代与古迹映照，塔影沐浴在奥运的荣光之下，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体验人类之进步。
五塔寺路南是南长河，河上建有小桥，还有观景码头，河岸两侧的排水口被特别设计成龙头的样子，雨量大时，雨水就会通过龙头涌出，展现“龙吐水”景观，可谓处处是景。
南长河南岸，是北京动物园北门，正对的河北岸，就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五塔寺。当然，五塔寺是后来老百姓的俗称，这座寺庙初建时，名为“真觉寺”。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成祖文皇帝时，西番班迪达来贡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成化九年，诏寺准中印度式，建宝座，累石台五丈，藏级于壁，左右蜗旋而上，顶平为台，列塔五，各二丈，塔刻梵像、梵字……塔前有成化御制碑曰：寺址土沃而广，泉流而清，寺外石桥望去，绕绕长隄，高柳夏绕翠云，秋晚春初，绕金色界。”通俗点说，明永乐年间，不知是从印度还是尼泊尔来的高僧班迪达，向明成祖进献了五尊金佛像和菩提伽耶大塔的图纸，并成功地让明成祖相信建此塔可保江山永固、万民平安。于是，成祖朱棣高兴之下，敕封这位西域高僧为“大国师”，赐给金印，并择地京城西关外，敕建“真觉寺”，以让班迪达居住。真觉寺在建筑模式上仿照印度佛陀伽耶大菩提寺而建。当然，朱棣只是建寺让班迪达居住，寺内金刚宝座则是明宪宗时期所建，其规制也是依据班迪达的图纸，于成化九年（1473）竣工，金刚宝座“高数丈，上有五佛分为五塔”。
大殿遗址与金刚宝座
长河之畔的另一座著名的寺庙万寿寺也建于明代。万寿寺在五塔寺往西，中间相隔广源闸和紫竹院。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五年（1577）三月，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宣文皇太后为即将亲政的万历借佛事树立天子形象，进而以穆宗生前重修汉经厂未竟之事带头捐资修建的。万寿寺由司礼太监冯保监修，竣工后万历皇帝敕“护国万寿寺”，内阁首辅张居正撰写建万寿寺碑碑文。
乾隆为母祝寿两次修寺
在故宫的藏品中，有一幅《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该图由清代张廷彦等绘，纵64.5厘米，横2994厘米。张廷彦和其祖父张震、其父张为邦都属于御用的宫廷画家，张廷彦在乾隆时任内廷供奉。作为皇帝中的“孝子”，乾隆曾为其母举办过四次隆重的庆寿大典。其中，六旬大典后历时多年绘就的《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作为七旬大典“九九寿礼”的首位呈进。到了八旬寿辰时，又用七旬寿典后绘就的《胪欢荟景万寿图》一册排在“九九寿礼”的首位。
《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
如果一些读者不甚了解崇庆皇太后在清宫中的角色，可以和前些年的热播剧《甄嬛传》联系起来。甄嬛在历史上的人物原型就是孝圣宪皇后钮钴禄氏。雍正八年，钮钴禄氏被封为熹贵妃，雍正十三年其子弘历（乾隆皇帝）即位后，钮钴禄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曰崇庆皇太后。这位皇太后虽未像慈禧太后那样垂帘听政，掌控天下，却称得上是清朝最享福的皇太后了。
乾隆为母祝寿所作的万寿图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庆寿场面和演戏的场景，是重要的图像资料。从图中可以看出，文武群臣聚集北京，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的高梁桥，十余里路张灯结彩，戏曲、杂技、舞蹈等各种文艺节目纷然杂陈，令人目不暇接。更为难得的是，图册中有长河之畔的万寿寺和五塔寺的画面。
《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
明末万寿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因其吉祥、福瑞之名而备受清皇室青睐。顺治、康熙、乾隆、光绪几位皇帝都对万寿寺进行了重修、扩建。特别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做六十、七十大寿时，连续两次对万寿寺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增建了西路行宫。修葺一新的寺院规模宏大，金碧辉煌。
同样，乾隆帝也曾两次重修五塔寺。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重修后，为避雍正皇帝“胤禛”名讳，把“真觉寺”改名为“大正觉寺”。乾隆二十六年是皇太后七十大寿，五塔寺作为祝寿的主要场所之一又进行了全面修葺。此次修葺中改建天王殿五间，添盖重檐碑亭，易盖山门、天王殿、大殿、碑亭为黄琉璃瓦，并请千名喇嘛于寺内诵经，各国使臣进贡寿礼，头戴红顶花翎的大臣们奔波于殿前塔后……当时热闹繁华的情景被绘制在彩图中。图中再现了五塔寺当年的全貌：南临长河，南北向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牌楼、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金刚宝座、毗卢殿、后大殿，东西分别列钟鼓褛、廊庑配殿等大小旁屋。寺内主要建筑屋顶全部换上黄色琉璃瓦，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金碧辉煌，显示出皇家寺院的威严气势。
当然，乾隆帝没有想到，其耗费巨资修建的天王殿、大殿之类建筑，在后世的五塔寺中已荡然无存，而保存至今的金刚宝座与塔前的两株银杏树，却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金刚宝座保存至今
五塔寺的院门上方，悬挂着“真觉寺”的匾额。从院门一眼望进去，映入眼帘的就是树叶已经微微发黄的两株古银杏树，以及被树叶遮挡了些许视线的金刚宝座。院门和金刚宝座之间，只有大殿遗址，再无建筑。而按照光绪九年（1883年）的《正觉寺陈设册》记载，该寺南起牌楼，天王殿，前大殿，塔，中大殿，后照殿，东西配楼，转角房，僧房，行宫等，计167间房屋，各殿堂陈列物品共225件。
五塔寺到底是如何遭到毁损的说法不一。有说法是清末遭侵略军焚毁，有记载是1927年，蒙藏院以2500元将正觉寺卖给商人黄垿东，此后寺内除金刚宝座外，房屋建筑均已无存。1932年，金刚宝座被散兵强登塔顶，毁掉中塔塔顶上半部。事后，警察将塔下洞门用碑石堵塞，自此无人再能登塔。北京档案馆藏有民国时期档案，记载了北平市政府转发古物保管委员会关于严缉西郊五塔寺塔顶匪徒并妥善保护办法的训令。
1937年，民国政府出资对五塔寺进行全面修缮，修塔座，配塔铃，配中塔铜顶，新建瓦房8间等。重修后，五塔寺归坛庙事务所管辖。
金刚宝座与银杏树
金刚宝座前的两棵古老的银杏树，为国家保护一级古树，均为雌株，树龄已近600年。这两棵银杏树在明清两代的文人笔下多见记载，如《洪亮吉集》。洪亮吉是清代文学家，他所作《自御园回半道游五塔寺寺中有古树二株出檐几数十丈花开覆屋寺僧曰银杏也为赋一律》诗曰：“五塔寺边双树奇，马行迂道款禅扉。高枝似向云中出，落叶犹能天半飞。清磬几声催夕照，疏香十里点朝衣。邻斋东去春如海，较尔浓荫覆院稀。”明崇祯十六年中进士，后在清朝当了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的王崇简重游五塔寺，作诗《经真觉寺》：“古塔依然烟雨姿，桃花无复出墙枝。板桥细草河边路，梦得闲行是昔时。”
两个女孩正在金刚宝座前拍照。这个季节，银杏树叶尚未变成那最耀眼的一抹黄，前来“打卡”的游人并不多。除两棵银杏树外，金刚宝座前放着一个雕云鹤八卦香炉。此炉双耳残缺，高194厘米，圆鼎式，分香炉和底座两部分。香炉为兽足，双曲附耳，口饰缠枝纹，颈饰圆涡纹，耳饰宝相花，腹饰仙鹤云纹、八卦符号；底座口沿饰缠枝纹，颈饰海棠线，肩饰云纹，底足圭角云纹。据介绍，此香炉为清代之物，系1998年海龙大厦工地出土。
六米高的宝座外部，装饰有五层佛龛，宝座层与层之间有石刻椽子、勾头和滴水组成的仿木结构屋檐。南北两面各有佛像86尊，东西两面各有佛像109尊，共有390尊佛像，龛与龛之间由仿花瓶式柱子和一斗三升斗拱相隔。佛像是五方佛坐像，按五尊一组循环排列。
宝座之上有五座密檐小塔，中塔13层，四角的小塔各11层。五小塔以中、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五个方位布局，塔座、塔身、塔刹遍饰雕刻，塔刹由仰莲、相轮、华盖、宝珠构成。塔身每层均刻有佛像，龛龛相连；塔座每面开龛刻佛像一尊，龛两边雕饰菩萨、菩提树等；中塔须弥座南面正中刻佛足印及佛八宝，非常精美。
“佛足印”是有典故的。据传说，佛祖圆寂之前，曾留足印于摩揭陀国的一块石头上，后人刻佛足以示敬仰。中国共有十余处佛足印，北京地区仅此一处。此处佛足印足心向外，下方托以盛开的莲花，采用的是凸雕刻法。
奉命修塔者为太监钱义
漫步在五塔寺内，除了金刚宝座这一被国家在1961年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老建筑外，寺院内陈设着不少石刻精品。如今，这处始建于明代的寺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把文物保护建筑作为文化艺术的研究与传播场所并不鲜见，比如正在修缮的万寿寺，就是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所在。
寺院西路的石刻展陈有“西部碑廊”“陵墓内的石刻区”“金石走廊”“寺观碑刻区”；东路的石刻展陈有“祠墓碑刻区”“耶稣会士碑刻区”“会馆碑刻区”“综合碑刻区”；后罩楼则是“法帖迷宫”和“石刻文化展厅”。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有一藏品“钱义墓志石”，可以从侧面证明五塔寺的修建经过。据志文中记载：“公尝奉敕建真觉寺于都城西香山乡，语润、兴曰：‘身后务瘗我于斯，使体魄有依。尔等识之。’至是，润、兴卜以是岁八月十八日，扶柩葬于寺侧，从夙愿也。”由此可知，明朝太监钱义曾奉皇帝之命修建真觉寺，并留言称自己身故后，希望能埋葬在真觉寺。钱义死后，从其遗愿，葬于寺侧。
钱义是何人也墓志中有介绍“正统丁巳，与其兄太监喜、福、能，同被选入内垣，时公年才四岁”。正统是明英宗年号，正统丁巳就是1437年，在这一年，钱义只有4岁，他当了太监。钱义还有三个兄长，分别是钱喜、钱福、钱能，全是太监。这四兄弟入宫后，互为依靠，成就都不低。老大钱喜是御马监掌监事，老三钱能和老四钱义都当过御用监太监。钱氏兄弟入宫于正统年间，发迹于成化年间。成化是明宪宗的年号，明宪宗初期励精图治，但他在后宫独宠万贵妃。钱氏兄弟深得万贵妃的赏识，在宫中混得是风生水起，老三钱能还以太监身份奉命镇守云南12年，为祸一方。
奉命修真觉寺（应为寺中金刚宝座）的老四钱义，历事英宗（正统）、代宗（景泰）、英宗（天顺）、宪宗（成化）四朝，至宪宗朝方才显贵。他受宠的原因是投宪宗之好，当时宪宗好方术，钱义就和妖道李孜省勾结，以方术逢迎宪宗。
有明一代，钱氏四兄弟并非后人耳熟能详的权力熏天的太监，但其能量丝毫不能小觑。在朝阳区酒仙桥东半截村发现的一通碑，碑文为《敕赐最胜寺兴建碑》，撰写者是兵部尚书、翰林院大学士商辂。碑文内容是述说最胜寺为钱氏四兄弟中的钱福和钱能捐资建寺，并夸赞钱氏兄弟之能皆“太夫人抚教之力”。商辂之所以撰写碑文，是因为“予重太监请，为述其事”。由此可见，是钱氏兄弟请商辂撰文，而商辂也推辞不得。当然，在后世留下清名的商辂也曾弹劾钱能，骂他“为祸云南”。
一处古迹，一通墓碑，引申出如此多的故事来，可见五塔寺值得研究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镇馆之宝为北魏太和造像
游走在五塔寺展陈的诸多石刻精品之间，感慨数千年的悠久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这里有从老百姓家收集来的石瓮，有被遗弃了的驼碑赑屃，有墓地神道两旁的石兽，有守墓的翁仲，各式各样的石龙等。这些石刻放置在寺庙里，满院都是，走入其中，真像走进了历史。珍贵的北朝造像、艺术水平极高的金元石雕、唐代以后历代墓志，其中精品尤多，如北京现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柱及石阙构件，纳兰性德夫人卢氏的墓志及《治晋斋》、《敬得堂》等名家书法石刻……可以说，这里荟萃了北京石刻艺术精华。
北魏太和造像（复制品）
北魏太和造像堪称镇馆之宝。不过，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目前展陈的北魏太和造像是复制品，原物已经运到首都博物馆展陈了。北魏太和造像又称“阎惠端造像”，背屏式、高浮雕，佛像身高1.65米，立在高1米多的须弥莲花座上。佛像面部端庄、丰满，头部为螺形发髻，两耳垂肩，斜披袈裟，长袖拂地，袒胸赤足。左手合拢并臂微弯下垂做“与愿印”，右手曲肱胸前做“施无畏印”。上身内穿僧祗支，下穿菊花图案丝裤，衣褶流畅，凹凸分明。佛前身两旁及头部光环中雕有击鼓吹箫的伎乐天人31尊。石佛后为高2.2米的背光，背光后又有自上而下横排的小佛像12排，每排数量不等，大小各异，共有124尊。小佛一般高0.12米，最小的一个高0.04米。身边有浮雕像2尊，应为释迦的弟子阿难和迦叶。这座造像原在海淀区车耳营，1998年3月失窃，盗窃过程中，造像被摔成5块，部分边角缺损。同年9月30日，将魏太和造像追回，修复后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后藏首都博物馆。
除了北魏太和造像，这里还有东汉的持盾石人，雕刻朴拙，背腰之下几乎天成，随形底座，自然质朴；唐代的石犀牛，该牛整石雕琢，脖颈粗壮，牛首低垂，巨吻触地，双耳前附，尾稍盘曲，四蹄肥硕，虽体小而颇显威猛，固磐石而蠢蠢欲动；明代的石麒麟，鼓目似有所视，张嘴似有所吼，耸耳似有所听，弓背似有所蓄，举足似有所奔，翘尾似有所动，整件动感十足……
唐代的石犀牛
五塔寺，这座寺庙在历史上曾经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暮鼓晨钟的长河边，曾迎来多少善男信女。如今的五塔寺褪去一身铅华，用它独特的方式彰显魅力。长河拂柳，落日余晖，檐头银杏，勾勒出一幅完美的山水画，直让人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