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隋·章草《出师颂》完整图
2.释文即介绍
3.释文对照图
4.存世《出师颂》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单国霖5.章草书《出师颂》辨析单国强
隋·章草《出师颂》（全卷）纸本21.2，北京故宫藏。
释文：
茫茫上天，降祚为汉。作基开业，人神攸赞。五曜宵映，素灵夜叹。皇运未授，万宝增焕。历纪十二，天命中易。西戎不顺，东夷构逆。乃命上将，授以雄戟。桓桓上将，实天所启。允文允武，明诗阅礼。宪章百揆，为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师尚父。素旄一麾，浑一区寓。苍生更始，移风变楚。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诗人歌之，犹叹其艰。况我将军，穷域极边。鼓无停响，旗不蹔褰。浑御遐荒，功铭鼎鈜。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天子饯我，辂车乘黄。言念旧劳，恩深渭阳。介圭既削，裂壤酬勋。今我将军，启土上郡。传子传孙，显显令闻。
《出师颂》自唐朝以来，一直流传有序，唐朝由太平公主收藏，宋朝绍兴年间入宫廷收藏，明代由著名收藏家王世懋收藏，乾隆皇帝曾将其收入《三希堂法帖》。1922年，逊位清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该卷携出宫外，1945年后失散民间。2003年7月突然在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上亮相，引起业界轩然大波。
本幅无款。鉴藏印记有22方，计为：唐太平公主梵文印“三藐母驮”，唐邵王李约“约”和“邵约之印”，唐中书侍郎王涯“永存珍秘”（钤两处）；宋高宗“绍”、“兴”（联珠印）、宋内府“书印”（半印）和“内府秘书之印”；明以前人之“蓑笠轩印”、“历代永宝”、“刘氏中守”、“刘完私印”、“安元忠印”及二印文不辨之印；清安岐“仪周珍藏”，清内府“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乐寿堂鉴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诸玺。
后纸宋米友仁跋：“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右下钤“监书画博士印”。左鉴藏印记6方，计有：“物”（半印）、“□轩”、“□□山牧”、“古希天子”、“寿”及一印文不辨印。右鉴藏印6方，为“安仪周家珍藏”、“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
引首篆书“晋墨”两字及花押“伍”，押上钤“御府图书”，据押和印，前人定为宋高宗书，实为明人仿写。另有清内府鉴藏印“太上皇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左上乾隆癸巳（三十八年，1773年）御题一段。
前隔水鉴藏印有：明王世懋“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清安岐“安”、“仪周鉴堂”，清内府“八徵耄念之宝”。后隔水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年）御题一段，下钤“乾”、“隆”印，另有清安岐鉴藏印“麓邨”。
此本见于著录的有：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孙鑛《书画跋跋续》、清·顾复《平生壮观》、安岐《墨缘汇观》、吴升《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阮元《石渠随笔》、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倪涛《六艺之一录》等书。刻入《三希堂法帖》。
根据著录书及鉴藏印记，此本称为“绍兴本”《出师颂》，据米友仁跋，多定为隋贤书，也有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萧子云写，乃至唐人作。流传情况大致是：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间入内府；明归王世懋；清初由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60余年；2003年由拍卖公司征得，故宫博物院以巨资购回。
《出师颂》作为流传有绪的章草墨迹曾留存有两本，一为此“绍兴本”，一为“宣和本”，后者曾入北宋内府，有宋徽宗标题“征西司马索靖书”及“宣和”瓢印，一般定为西晋索靖书，也有认为是梁·萧子云书，经北宋《宣和书谱》、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著录。其流传情况大致是：北宋入宣和内府，明代似从严嵩家辗转入文彭手，后售于项元汴，入清后不存。“宣和本”曾刻入董其昌《戏鸿堂帖》，王肯堂《泼墨斋帖》亦曾摹刻，今仅存法帖拓本。
绍兴本《出师颂》本无名款，后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萧子云作，或谓隋贤或唐人书，并无定论。从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等人鉴藏印看，书写不会晚于初唐。据宋·米友仁跋定为“隋贤书”当较可信。此书属较典型的早期章草书体，“蚕头凤尾”带有隶书遗痕，“银钩虿尾”具草书特征，整体书风规整而不失变化，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朴又典雅，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的传统体貌，唯稍增飘逸之势，与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草体大致相近。故定为隋人书是合宜的。
存世《出师颂》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
单国霖
《出师颂》为东汉史孝山所撰，对后世书写此颂者，异议颇多。从历代著录和存世墨迹刻本两个界面来考察，确实存在过多种本子。历代笔记、著录所记载，纷纭芜杂，单从文字来分析，难辩其真膺优劣。现在换一个角度，以传世的几种《出师颂》主要刻本与存世墨迹为标样，并参考有关著录材料，加以比较辨析，或许能对《出师颂》的历代写本情况，获得一个较明晰的认识。
历代法帖中收刻有《出师颂》的共有九种，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
一、南朝梁萧子云《出师颂》系统，现见刻本两种。
1、宋《汝帖》第七卷，王寀摹刻，刻于大观三年（1109年），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本。其有如下特征：
（1）标名“萧子云”，为残帖，共5行80字，起自“薄伐猃狁”，止于“显显令闻”。
（2）“况我将军”之“我”字虽残，但字形犹存。
（3）帖中漏缺“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八字，不知是母本原迹己残缺，还是刻石时漏刻，分析以前者可能性大。
（4）此帖文字笔划缺损甚多，摹刻者似乎忠实于原迹，残损处不作添补。
（5）此帖字与字之间不连属，且笔力较为瘦劲，隶意颇重。与同帖卷四所刻索靖《月仪帖》，在结体、用笔上相近，气息高古。
2、北宋《兰亭续帖》上册，刻于政和初年（1111年），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本。
（1）标名“萧子云”，刻石已斜向裂开，故残损字较多，但非裂痕处笔划较全，不同于《汝帖》之笔划多缺失。
（2）此帖刻全文，“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八字未缺。但是“况我将军”之“我”字已失落，且未留白，致使文句不顺，四字句成三字句。
（3）此帖每行字数比《汝帖》本为少，行距亦较宽。
（4）此帖第二行“来”字，第八行上“至”字下“况”字己半残。
（5）此帖后面并刻有蔡襄治平二年（1065年）的题跋，谓“此书尤精劲而完篇，殊可爱。借临一本，然眼力已昏，多亦失真，他日或移石本，可分遗也。”
比较《汝帖》和《兰亭续帖》两本《出师颂》，虽都题“萧子云”书，但并非出自同一母本。因前本多一“我”字而缺八字；后本“我”字已删。蔡襄题跋于1065年，说“此书尤精劲而完篇。”《汝帖》刻于1109年，早于《兰亭续帖》，却已成残篇，又未收刻蔡襄跋。再细加比勘，两本字体的形体亦有小异，故两本各有母本。北宋米芾《书史》记载：“钱勰房下有史孝山《出师颂》，题作萧子云，亦奇古。”又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萧景乔（子云）《出师颂》，虽不适魏晋人，然高古尚存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说明北宋时就流传萧子云本，可能还不止一本，故出现不同摹刻本，自在理中。
二、西晋索靖《出师颂》系统，共有五种。
1、明邢侗选辑《来禽馆帖》卷二，标名“索靖书”，刻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此帖有如下特征：
（1）帖前刻有北宋徽宗双龙圆玺，“宣”“龢”连珠印，帖尾刻有“政和”长方印，“宣和”长方印，并有“永存□□”半印，“书印”长方印，“文艺薮泽”大方印等收藏印。
（2）“况我将军”之“我”字缺，未留白。
（3）与《兰亭续帖》比勘，“降祚有漢”变为“降祚为漢”；“素孁夜暵”变为“素孁夜嘆”；“鼓無停響”变成“敉無停響”；“言念伯舅”变为“言念内舅”。
（4）《兰亭续帖》里缺笔的“来”、“至”、“况”等字，皆勾出残损边框；“明诗阅禮”之“禮”字己残缺，而《兰亭续帖》里尚未残。
在此要着重提出“素孁夜暵”四字，“暵”一作干旱、干枯释；一同“熯”。王遽常先生1947年在《索征西书出师颂墨池堂本跋》一文中，考释“暵”同“熯”，《玉篇》释火盛貌，《论衡》释炬火，则“素孁夜暵”谓素月夜明也，正与上句“五曜宵映”（五星夜间映照）作对。而宋五臣注《文选》本，行文为“素孁夜嘆”，“嘆”释哭。王文谓：“素月岂能夜叹乎”他从文字训诂角度对古文提出了疑义。王遽常之说，应合乎原文。
2、明董其昌选辑《戏鸿堂法帖》卷三，标名“晋索靖出师颂”。此帖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晚于《来禽馆帖》三年。
（1）帖前刻有双龙圆玺，“宣”“龢”连珠印；帖尾刻“政和”、“宣和”长方印、“文□薮泽”大方印。后又刻董其昌自跋：“锺太傅书自晋渡江时，止传宣示表，百余年间妙迹已绝，宁知今世有索靖出师颂耶此书在檇李项子京家，故是甲观。其昌。”
此帖与《来禽馆帖》比勘，双龙圆玺位置移上，缺“永存□□”半印和“书印”印，“文兿薮泽”印空“兿”字。
（2）帖中文字与《来禽馆帖》均同，亦缺“我”字，“来”、“禮”、“至”、“况”诸字亦缺笔。
3、明章藻摹刻《墨池堂选帖》卷二，标名“晋索靖出师颂”，刻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八年（1602—1610年），与上述两帖差不多同时间。
（1）帖上刻收藏印与《来禽馆帖》基本相同，但帖尾缺“宣和”长方印，“政和”印缺左小半。
（2）帖中文字与上两帖均同，缺字、缺笔诸字亦同。
（3）帖后增刻章藻释文，释文中有明显错误。如“朔风变楚”释成“移风变楚”，这是因“朔”字残泐不全，导致错释。又末句“顯顯令闻”误释成“顒顒令闻”。
4、明陈元瑞选辑《玉烟堂帖》卷二，标名“萧子云”，刻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
（1）此帖虽题“萧子云”，然与《兰亭续帖》中萧子云《出师颂》不一致，而与《来禽馆帖》、《戏鸿堂法帖》等刻本文字全同，因而应归入“索靖出师颂”系统。
（2）此帖文字缺失与残损处，一同《来禽馆》、《戏鸿堂》诸帖。
（3）帖上未刻任何藏印。
5、明王秉錞选辑《泼墨斋法书》第二卷，标名“晋索靖出师颂”，刻帖时间不详。
（1）帖上所刻收藏印，与《来禽馆帖》相同。
（2）帖中文字与上述四帖均同，缺字、缺笔诸字亦同。
（3）帖后刻释文，与《墨池堂选帖》释文同。又刻董其昌题跋，辑自《戏鸿堂法帖》，可知此帖时间要晚于上述四帖。
三、隋人书《出师颂》系统。
1、《隋贤书出师颂》墨迹本，即现故宫藏本。此卷黄麻纸，未题书者名，仅书篇名“出师颂，史孝山”。
（1）卷上收藏印共有四十余方，据已割裂析出的卷后佚名宋人（或元人）题跋，早期主要收藏印，唐代有“太平公主”胡文印、王涯“永存珍玩”印、锺绍京“书印”印、李约“约”印、“蓑笠轩印”大方印；宋代有宋内府“历代所宝”印、“内府秘书之印”印、“绍”“兴”连珠印等。此外还有元张达善，明刘中守、刘完、王世懋，清安歧和乾隆内府众多收藏印。
（2）引首描金龙纹纸上，篆书“晋墨”两字，署宋高宗赵构押书，钤“御府图书”方印。此引首绘五爪龙和纸张均非宋时物，系为后人（明人）伪托添配，此现已达成共识。
（3）卷后米友仁题识：“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引首和后隔水并有乾隆帝御题。
（4）此墨迹文字齐全，无残损处。唯仍缺“况我将军”之“我”字。
（5）与上述索靖《出师颂》诸刻帖比勘，有些文字有异。即“兆基開業”作“作基開業”；“皇運来授”作“皇運未授”。而“敉無停響”改为“鼓無停響”，“言念内舅”改为“言念伯舅”，其余均同。
２、清内府《三希堂法帖》卷三，标名“隋人书”，刻于乾隆十二年（1767年）。
此帖系《隋贤书出师颂》墨迹的石刻本。文字一依原迹摹刻，后并刻米友仁题识和弘历后隔水题跋。原本上面的收藏印，大部分略去，仅前有“石渠宝笈”、“郎邪王敬美氏收藏图书”诸印，末有“绍”“兴”连珠印、“蓑笠轩印”、“刘中守氏”诸印。
纵观上述索靖《出师颂》明代刻帖四种，都有徽宗朝内府藏印，且文字和书体缺落、损泐处基本相同，可判断出于同一母本。结合著录资料，母本应是曾经宣和内府收藏的索靖《出师颂》墨迹。
《宣和画谱》记载，御府所藏西晋索靖草书墨迹有四：《急就章》、《月仪帖》、《出师帖》、《七月帖》。
宣和天府本《出师颂》一直流传到明代，尚见著录。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集》记载：“史孝山《出师颂》系古章草法，在宋时有两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谓银钩之敏，而人间则盛推萧子云。旧于文寿承（文嘉）所见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题征西司马索靖书与宣和瓢印，盖天府本也。第黯黑不甚可别，细玩其行笔处，亦似微蹇涩，往往有枫落吴江之恨。”这一本应是宣和天府本。又据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三记述：“其一本则文寿承于都下买得，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于项元汴。”董其昌又在项家见此墨迹，遂摹刻入《戏鸿堂法帖》。明孙纩《书画跋跋续》卷一又说：“文寿承晚年于燕市中无意购得索幼安出师颂，价三钚耳，好事者多往索观。”邢侗、章藻、陈元瑞很可能也是借摹文氏收藏墨迹上石的。至于王秉錞《泼墨斋法书》的《出师颂》，则是翻刻《戏鸿堂法帖》和《墨池堂选帖》，己有明证。
正因为宣和本纸质黯黑，字迹多有模糊处，以至四本帖中多有笔划缺落处，而且有些字在摹刻过程中被误释，造成错谬。如“降祚有汉”之“有”字，误刻成“为”字；“素灵夜暵”之“暵”字，左旁“日”字上勾笔逐渐消失，误成“嘆”字；“言念伯舅”之“伯”字，误刻成“内”字等等。
现存《隋贤书出师颂》，正是绍兴内府本。王世贞同时见到过宣和本和绍兴本两种墨迹，《弇州山人续集》里并记：“今年秋，家弟敬美（世懋）购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彷佛，而结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气如新。”又记述卷上有太平公主、王涯、锺绍京等印和米友仁题跋。他评价道：“余窃谓二迹皆自幼安临出，特绍兴本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当小次耳。”置绍兴本于宣和本之上。詹景凤亦与王世贞持相同意见：“王太常藏索靖书史孝山《出师颂》章草，苍郁深厚，古雅天成，不犯斧凿，虽锋锷敛而奇趣妙思，妍态丽清，包举无限。”并质疑：“友仁题为隋贤，不知何据”
王、詹两前贤推定二本都是索靖书，并未有过硬证据，但他们拈出了宣和本和绍兴本的差异。而顾复《平生壮观》的记载却十分淆乱。他既记绍兴本有前后古印十三方，又记有“宣和”、“政和”诸玺，前有题“索靖出师颂”五字，后有米友仁跋，竟然将两本混成一体了。若根据顾复的著录来否定绍兴本的可信性，岂不被古人所误了。
那么宣和本和绍兴本是否为索靖所书呢
我们不妨将《出师颂》三个系统的刻本和墨迹本联系起来，综合考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兰亭续帖》刻本和传世宣和本刻本（即四种明刻帖）及绍兴墨迹本，全篇都缺少“况我将军”的“我”字，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汝帖》中《出师颂》残帖却并不缺，说明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母本。同时宣和本的四种刻本笔划残缺的“来”、“至”、“况”等字，缺损部位与《兰》帖完全一致。因此鄙见，宣和本是从《兰》帖所收萧子云《出师颂》的母本摹出。
绍兴本的文字比宣和本更接近萧子云本的文意。如“鼓无停响”之“鼓”字，宣和本误作“敉”，而绍兴本未误；“言念伯舅”之“伯”字，宣和本误作“内”，绍兴本未误。至于绍兴本摹错的文字，如“降祚为汉”之“为”字、“作基开业”之“作”字、“皇运未授”之“未”字等，都是萧子云原本上己经残损、笔划不清的字，故而绍兴本也应是摹自《兰》帖刻本的母本。下面将宣和本、绍兴本与《兰》帖文字的歧异处列出。
（1）两本俱误处：“降祚有汉”都误作“降祚为汉”；“素灵夜暵”俱误作“素灵夜嘆”。
（2）宣和本刻本误处：“鼓无停响”误作“敉无停响”；“言念伯舅”误作“言念内舅”。
（3）绍兴本误处：“兆基开业”误作“作基开业”；“皇运来授”误作“皇运未授”。
这些误处都是对“萧子云本”写法不理解，或者文字己残损，摹写时误释所造成。两本互有正误，故不存在两本之间谁摹谁的问题，两本是同源而异体。
宣和本和绍兴本既然和萧子云本有渊源关系，它们自然不是索靖所书。至于绍兴本的书写时代问题，诚然要从书法艺术的时代风格、流传经过、收藏印记考辨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近来，有人对存世绍兴本（即《隋贤书出师颂》）的可信性提出疑问，认为可能是南宋以后人所书。根据上面对各刻本和墨迹的比较分析，绍兴本属于摹萧子云本的结论，相信可以成立。那末它摹于何时呢东汉史孝山《出师颂》，在南朝梁时被萧统选编入《文选》。至唐显庆三年（658年），李善向朝廷进呈《文选》注本。自梁至唐，无雕版印刷术，只能靠抄本行于世。直到五代孟蜀时，《文选》才镂版印行。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遂盛行《六臣注文选》本。绍兴本有些文字摹错，是母本漫漶不清的原因，如果当时有文本可参照，它完全可以依本纠正。正因为无本可依，才出现至今看来不该有的舛误，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它至少是五代以前的摹本。米友仁凭着他睿敏的鉴定古书画目光，审定它为隋贤所书，并非是无据之论。
《出师颂》的古写本，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在书法史上备受帝王、书家和文人的珍视。至今最高古的南朝梁萧子云的手迹已荡然无存，宣和天府本墨迹也杳无踪影，唯有绍兴内府本硕果仅存，犹为我们提供了除西晋陆机《平复帖》之外，最高古的章草书原迹，它无愧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
章草书《出师颂》辨析
单国强
近期，早已下落不明，原曾著录于《石渠宝笈》的隋人章草书《出师颂》墨迹，却由嘉德拍卖公司征得，并定向出售给故宫博物院，使这件原为清宫内府收藏的名迹物归原主，一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多数业内人士欣喜此件名迹幸存至今和再度问世，并找到合适归宿而得以永久保护。但也有人提出种种质疑，诸如作品是真是假，究竟何人所书，属于哪个时代，艺术和历史价值如何，以及故宫博物院花巨资收购是否值得等等，还列举了诸多专家的意见以证明分歧之大。诚然，对一件名迹的再现和归宿表示关切并陈述看法，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仅凭断章取义或道听途说的专家只言片语来谈问题、下断语，就失之于偏了。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有充分的论据和缜密的分析，对作品作出全面、准确的鉴考，最后才能得出较客观的结论。其实，《出师颂》在千余年流传过程中，已有许多书画家、史论家、鉴藏家对之评析，当代书画鉴定家也有专文鉴考，如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隋无名氏书出师颂”一文。这些研究成果对上述诸多质疑的问题都有所答复，并非是分歧很大。因此，重温古今专家对《出师颂》的鉴析有望匡正视听。本人仅梳理一下以往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一孔之见，与有识之士展开充分说理的学术讨论。
一、《出师颂》的现状、流传和著录
1.现存状况
本幅，纸本，章草14行，无作者名款和钤印，首行“史孝山”为“出师颂”文之作者。引首，描龙花笺，篆书“晋墨”两字及花押“伍”，据押定为宋高宗书。左上乾隆“癸已仲秋上濣”御识一段。后隔水，素绫，乾隆“戊辰立夏日”御题一段。尾纸，纸本，宋·米友仁题：“古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
鉴藏印记：本幅左边由上至下为“永存珍秘”、“邵约之印”、梵文“三藐母驮”、“蓑笠轩印”、“历代永定”、“约”、“绍兴”连珠印、“刘氏中守”及不辨一印，另有骑缝印“仪周珍藏”；右边由上至下为“刘完私印”、“安元忠印”、“书印”（半印）、“永存珍秘”、“内府秘书之印”及不辨一印，另有骑缝印“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幅中有“乐寿堂鑑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诸玺。引首花押处钤“御府图书”，中钤“太上皇帝”，左骑缝印“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前隔水钤“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八徵耄念之宝”、“安”、“仪周鉴赏”。后隔水钤“麓邨”。尾纸钤“古希天子”、“寿”，右骑缝印“物”（半印）、“□轩”、“□□山牧”、“监书画博士印”，另一印不辨。
2.文献著录
历代见于著录的章草《出师颂》墨迹计有两个本子，一本可谓“宣和本”，有宋徽宗标题“征西司马索靖书”及“宣和”瓢印，称为西晋索靖书；一本可谓“绍兴本”，曾藏南宋绍兴内府，有米友仁鉴题，称为“隋贤书”，即今所存之本。
“宣和本”见于著录的有：北宋《宣和书谱》卷三，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之六”。此本据宋徽宗标题多定为索靖书，也有认为是南朝梁肖子云作。
“绍兴本”见于著录的有：明詹景凤《东图玄览》卷三、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卷四、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一、安仪周《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吴升《大观录》卷一、敕编《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第五十二）、阮元《石渠随笔》、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六十四。此本据米友仁题跋，多定为隋贤书，也有认为是索靖、肖子云乃至唐人作。
另有仅记《出师颂》而未注明何本的著录书：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莺字号第一”。
3.历代流传
根据作品鉴藏印和历代著录书，绍兴本《出师颂》流传情况大致是：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洵入内府，经米友仁鉴题，明归王世懋，清初由安仪周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清时刻入《三希堂法帖》。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六十余年。
宣和本《出师颂》今已不存，其流传情况大致是：北宋入宣和内府，有宋徽宗标题，明代似从严嵩家辗转入文彭手，后售于项元汴，入清后不存。此本也称“天府本”，曾刻入董其昌《戏鸿堂帖》，王肯堂《泼墨斋帖》亦曾摹刻，今仅存法帖拓本。
二、鉴析今存之《出师颂》
1.今存之本是否即“绍兴本”
这是首先要认定的，否则，一切文献的引证都会有人否认，甚至发出“此乃今人伪作”之高论。
绍兴本最后经清内府收藏，今存本是否即清宫旧藏本，可核对《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是书“宁寿宫”（第五十二）记载：“谨按是帖刻入《三希堂帖》，亦见《星凤楼》、《戏鸿堂》二帖。曾藏王世贞尔雅楼，其《弇州续稿》有跋云：‘家弟敬美得一卷，谓是绍兴所入者，胜于宣和所藏’。寻其所载印记，即此本也。特犹以为索靖书，后人以与米友仁所定不同，复裁去耳。引首‘晋墨’小篆二，以押字考之，乃宋高宗笔，见周密《癸未杂志》。张领字达善，元导江人，侨寓江左，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延至江宁学官，远近翕然尊师之，曰导江先生。有经说文集行于世。所考证卷中十三印，多轶去，惟太平公主印一、宋内府印三、王涯印一、‘书印’半印尚存。太平公主四字印，见徐浩《古迹记》。‘永存珍秘’，王涯印也。又‘约’字印，乃唐李约也。见张谦德《清秘藏》。”著录中所提唐、宋诸印和明王敬美藏印，在今存本中俱见，所钤清内府诸玺，亦证此本即清宫藏本。唯后纸元代张领（达善）跋未见，想是出宫后被人裁去变为另一卷。所幸此残卷（一无款题，一张达善跋）在六年前即为嘉德拍卖公司觅得，并公开拍卖出售。其尺寸、气息均与《出师颂》本卷相一致，两卷一左一右的两方骑缝印（一方一圆）也对得上，可证原为一卷。据此，今存本即清宫藏本，亦即“绍兴本”。
今存本与清乾隆前的诸家著录书相对照，也与“绍兴本”状况一一吻合，唯明藏家王世贞、王世懋（敬美）昆仲的题跋不见，当在入清后佚去。清初安仪周《墨缘汇观》曾记述：“此经王敬美所藏，王氏昆仲必有题识，今卷内无存。”然亦引录了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中所藏之跋。
今存本与前人著录相对照，可证此即早已闻名并流传有绪的“绍兴本”《出师颂》，并为清宫旧藏。
2.“绍兴本”《出师颂》的创作时代
搞清楚今存本的创作时代，是鉴定此件作品的主旨。因为此件《出师颂》并无作者款署，属无款作品。按照书画鉴定学的原则，无款作品就是鉴定年代，即“明是非”，前人所定时代对，即“是”，定错了，即“非”，重新确定一个较准确的年代就是了，无所谓“真伪”问题。判定真伪，主要是对“有款”作品而言。因此，对无款的《出师颂》大谈是真，是假，是伪作，是赝品，实在是缺少最起码的书画鉴定常识。
有人会问，《出师颂》不是说是索靖书吗怎么成了“无款”作品呢其实，此卷的作者都是后人定的，并有西晋索靖、南朝梁肖子云两说。后人所定之作者均属猜测、分析，改变不了原作“无款”的性质。诚然，前人对作者的推断可以作为我们断代的参考，结合前人对此作的断代（隋贤、唐人），也可考虑有无可能为西晋或南朝梁人所书。
今存绍兴本《出师颂》的断代，可从后人题跋、历代鉴藏印、书法的时代风格诸方面来鉴析。
卷中题跋唯存米友仁10余字之跋，先鉴定米氏书法是否真迹。米友仁（1086—1165年）是北宋末至南宋初著名的书画家和鉴赏家，山水与其父米芾共创“米氏云山墨戏”；书法克绍其父，字姿更倚侧，用笔则较收敛；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能力，曾诏入南宋绍兴内府鉴定所藏书画，多有鉴题，存世书法墨迹也多为鉴题。此本中米友仁鉴题与之其它墨迹相比较具相同书法风格，尤其偏长、右斜、求险的结体，以及柔和、内敛又时出劲锋的点画，呈鲜明的个性特色。试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行书动止持福帖册页》相比较，相同的“右”、“日”诸字的笔势、结构甚为接近，“友仁”的署款尤为一致，显然出自同一人手笔。而且，《出师颂》的“米友仁”三字款署，早已收入1987年上海博物馆编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米友仁”条，见318页款1，备注：“《米友仁》，隋人出师颂卷题跋，绍兴九年（1139年）”。可见，此鉴题属真迹无疑。米书既真，其鉴定为“隋贤书”就有相当可信性。
据此卷本幅的诸鉴藏印，也可佐证墨迹不会晚于初唐。所知诸印中最早的是唐武后女太平公主的四字梵文印。据考，唐徐浩《古迹记》记述：“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别造胡书四字印缝”。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亦曰：“太平公主、驸马武延秀玉印胡书四字，梵音云：三藐母驮”。两书所述当是此印。本人不懂梵文，但所钤印章为水蜜印，属宋以前普遍使用的印泥，而非宋以后改用的油印，可知其时代是很古的。而且此梵文是太平公主的“别造胡书”，不同于现今的梵文或西藏文，故今人多不识，然甚吻合武后朝多自造新字和怪字的时代风尚，后人恐怕是生造不出的。因此，应承认此印属真。基此，本卷书写就不可能晚于初唐武后时代。前人考证本幅中还有几方唐印：“永存珍秘”为王涯印。王涯，字广津，活动于唐德宗至文宗年间（780—840年），累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喜藏书画名迹，《新唐书》“王涯传”载：“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贷鉤致，或私以官凿恒纳之，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故王涯得以观赏或入藏此本并钤盖此印，是极有可能的。“约”字印，为李约之印。据《旧唐书》卷一五四记载，李约，唐顺宗第八子。初授国子祭酒，封高平郡主，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即顺宗永贞元年）进封为邵王，官至兵部员外郎。善画梅，精楷隶。他精于书法，又是王爷，亦当可能收藏或观赏过《出师颂》并钤鉴藏印。本幅上另一印“邵约之印”，亦当是李约钤印，应为“邵王李约之印”的简称，且印泥与“约”印一致，都属水蜜印。诚然，王涯、李约乃至太平公主之印，均无存世的鉴藏印可予对照，不敢遽然定真，但也无充分根据说假，从均为水蜜印的印质看，应该是年代较早的古印。本幅中还有几方宋代印，其中“绍兴”连珠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赵构”中所收3号印（1358页，注：“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藏印”）应是同一方印，大小、部位一致，甚至连“绍”印稍外斜的左边框，“兴”印左上稍粗钝的转角都相一致。另一方南宋的内府藏印“内殿秘书之印”，《印鉴》中未见，也未及与其它作品中相类藏印核对，但即使与某件作品中印文相同的印章核对，对不上怎么就敢断然说假难道南宋内府“内殿秘书之印”只能有一枚“绍兴”连珠印不是有好几套吗因此，鉴定印章不能仅以存世的几枚为据，管孔之见是难以客观、准确的。而且鉴藏印只是辅助依据，以此来否定本幅乃至不属同一张纸的后纸米友仁鉴题，其逻辑不免有些荒唐。另外，还有一枚宋印可证是真，此即一直定为唐代锺绍京所钤的“书印”半印。据徐邦达先生鉴考，此印“实系宋内府‘书印’右边的一半，全文曾见于其它古墨迹中，想到的如颜真卿《湖州帖》米临本就有此印，可为明证”。如是，三方所知的宋印中，“绍兴”连珠印和“书印”半印两方均可定为真，此本即为南宋内府所藏的绍兴本《出师颂》，应该是毋容置疑的。
至于本幅中其它印章，如“蓑笠轩记”、“历代永宝”和两方印文不辨之印，虽难查明出处，但均为水蜜印，时代也不会晚于宋、元，亦比较古旧。至于“刘氏中守”、“刘完私印”、“安元忠印”，已属油印，时代当在宋以后，是真是假，恐怕已无礙于本幅的断代。
需要说明的是，此卷引首部分的宋高宗篆书题“晋墨”两字和花押，以及钤印“御府图书”是后人的伪仿。书法和印章一望而知不对，描金龙纹蜡笺纸和龙的形状明显属明代，而且引首题的格式最早出现于明初，见永乐间程南云题夏昶的《上林春雨图卷》，此前从未见过这种格式。究其原因，当是明人为证明此卷是晋人乃至索靖墨迹，在重裱时拼配上去的。这种借拆配以提早时代或冒充大名家的手法，在古代书画作品中屡见不鲜，决不能以此之假而来否定全卷的其它部分。对容易拆配的手卷、册页尤当注意，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恐怕也是鉴定书画的常识。
再从本幅书法的时代风格分析，究竟该属哪个时代，这恐怕是此卷断代的主要依据。本幅《出师颂》属典型的章草字体。据史籍记载，章草体在西汉时已出现，至东汉趋于纯熟，张芝的章草“转精甚巧”，将此体进一步法度化，有“超前绝后，独步无双”之赞，被誉为“草圣”；三国吴·皇象所作章草严谨规范，古朴典雅，也树立了章草的典范，有“书圣”之称。所写《急就章》最为著名，现所见最早刻本为松江本，即明代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年）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摹刻的碑石，虽属辗转摹刻之本，仍可一窥章草的标准体式；至西晋，有张芝姐之孙索靖，承张芝衣钵，虽精熟不及，但“妙有余姿”，亦属传统的规范章草体，所传之书刻于法帖中的有宋《淳化阁帖》卷三中的《泉陶帖》和《七月廿六日帖》，前者已带今草味，后者尚存原迹体貌，另有《月仪帖》多种刻本，均属后世翻刻本，已不类原貌；西晋时代，章草已开始向今草演化，出现了过度时期的书法，被称为“草藁”，由卫瑾创立。《淳化阁帖》中刻有他的《顿首州民帖》。陆机的《平复帖》墨迹，基本属于这种书体；东晋南北朝时期，已流行今草和楷、行书，章草体日见衰微，承遗风者唯南朝梁·肖子云；至唐，章草体几于绝迹；历数百年至元代以后，才又复兴章草，然风格已大异于古人。因此，从章草的创立、发展、演变、衰微历史看，呈现古典的、规范的章草体之书法，下限不会晚于唐代。对此，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已作了准确总结，“论书八篇示苏显道”曰：“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世传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书也。肖景乔（子云）《出师颂》虽不适魏晋人，然高古尚有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窃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绝邪”。
东汉至西晋流行的规范章草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因无墨迹存世，只能从法帖拓本中窥知一二，除上述列举的法帖外，在《淳化阁帖》中，尚可见到张芝的章草《秋凉平善帖》，皇象的章草《文武将队帖》、《顽闇帖》，王献之的章草《江东帖》等。诸帖虽不一定都反映这些名家的原作风貌，但仍可大致把握这一阶段章草的基本特征。由于章草是由隶书衍变为草书的过渡阶段书体，故一方面仍带有隶书的遗痕，所谓“蚕头凤尾”，即点划撇捺的起笔多圆浑如“蚕头”，收笔重按挑起如“凤尾”；另一方面又呈现草书的笔法，所谓“银钩虿尾”，即出笔或连笔遒劲如“银钩”，类细如蝎虫上卷的尾部“虿尾”。同时，结体多扁方，存隶书之框架，笔划又多细劲的连笔，具草书之流畅，整体书法规整而不失变化，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朴而典雅。这些特征在《出师颂》中都有所体现，唯更增飘动之势，带有一定的今草味，诚如徐邦达先生所析，“和日本现存的智永真草千文，大致相近”。而元、明、清三代重振章草时所出现的笔锋锐利、旋转流畅，少古朴浑厚、多妍丽流美的时代特征，在《出师颂》中是丝毫找不到的。因此，从书风看，《出师颂》的章草不会书于隋代以后。
3.《出师颂》究竟为何人所书
其实这个问题已不属于本卷的鉴定范围，也不一定会得出一致的结论，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人所定索靖书，或肖子云书，或隋贤书，都是后人的一种看法，即使他们定错了，也不能说此卷是假。
诚然，探讨一下此本《出师颂》可能为何人所写，或接近于哪家书风，与相关的其它作品比较孰优孰劣，对于认识这件作品的艺术性和固有价值，当不无稗益。
首先，《出师颂》一问世，就与古代名家相联系，千余年来争论不休，本身就说明此件作品艺术性很高，非同等闲。试问，出自无名氏之手，同样无款的诸多魏晋六朝、隋唐写经，有哪一件往名家身上挂，并为之争论过显然艺术性高低不一样嘛！
其次，前人将此作定为索靖作，或肖子云书，或隋贤书，或唐人书，根本点也不是要借名家来抬高作品，而是以艺术性的高低来对应作者，也无强加于他人或后人之意，主旨仍是评判其艺术性。诸家著录对作者为谁并不求一致，也不固执已见，但对其艺术性的赞叹却是一致的。如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记：“兰坡赵都丞与助所藏名书，索靖《出师颂》，或云肖子云”。对两位作者都默认；明·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曰：“小米概目以隋贤，并司寇谓自幼安临出，恐皆属悬断。但果系宣和、绍兴真物，亦即是书林至宝矣。”他认为隋贤、索靖之说都属悬而未决的推断，只要是宋内府之物，就是至宝；清·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称：“然此本是晋是隋，俱不失为神妙之迹。”即不管定晋定隋，书艺是神妙的；明·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卷四评：“书法秀健，丰神飘逸，为绝妙书法，然非索靖，乃唐人书也。”虽判断是唐人书迹，但仍赞扬为“绝妙书法”；清·吴升《大观录》论：“余观两晋法书，求如此颂之神满气足，无滞毫颓墨者，殆不能有二。而米元晖犹曰隋贤，则晋书中绝之语，几成信案，能不为此颂叫屈。……念此颂为千年法宝，除此真迹，别无伪讬，不敢不起而一辨证也。”他辨析此颂为晋人书，绝非伪讬，是“千年法宝”；明·詹景凤在《东图玄览》卷三中还比较了宣和本和绍兴本两本《出师颂》，认为“项本以熟纯毫写，是本则半秃笔写，具丽情妍态，尤难为，更奇也。”意即绍兴本胜于宣和本。
前人评析均强调，《出师颂》不管是晋、是梁、是隋、是唐，至少是千年留存之物，又别无第二件墨迹，且艺术上绝妙，当属稀世之珍。这些评语，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此本《出师颂》的固有价值，应该是足资参考的。
三、如何对待千年幸存、流传有绪的名迹
绍兴本《出师颂》，即使从初唐算起，至今也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且流传有绪，屡见著录，近代又失踪了60余年，如今重见天日，应该如何对待对作品的某些方面，自古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属于有歧义的名迹。现在面临由国家保管还是继续流落民间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鉴析作品的同时，是不能不考虑的。
事实上，时代久远却流传有绪、闻名遐迩却颇有异议的古代书画名迹，有许多至今仍珍藏在各大博物馆，决不因有争议而冒然出手或打入冷宫。因为时代久远，史料匮乏，可资对照的实物又少，有些问题一时要考辨清楚是很难的。加之在流传过程中的散佚、拆装、重裱等，更使原迹面目全非，真伪揉杂，要逐一加以辨清亦非易事。因此，对这些作品一定要分清主次，重视其已认识到的价值，对存疑的要害问题，如果没有确凿的、公认的否定依据，还不如暂信流传有绪的旧说，先妥善加以保护，以免一时的误鉴而使一件众所周知的名迹销声匿迹。须知，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这样有争议的名迹不在少数。被称为传世最早的名人法书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就有人写文章称其内容与陆机所处历史背景有出入，应为西晋怀、愍帝至元帝初年之间作品。赫赫有名的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也有专家提出非羲之所书，还引发了一场“兰亭之辨”；故宫所藏的三本《兰亭序》摹本，即冯承素本、褚遂良本、虞世南本，经考辨也非三人所书，而只是唐太宗内廷供奉拓书人的勾填本。但所有这些不同看法，并不能贬低《兰亭序帖》的历史、艺术价值。因为在原迹不存的情况下，这些“下真迹一等”的复本或临摹本（并非有意作假的伪本）应视为真迹加以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以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对《出师颂》这件流传有绪的名迹，恐怕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至于收购价格高低之说，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件《出师颂》的固有价值，即它是千年以上的古物，又是罕见的隋代存世名家墨迹（而非一般书手），且具很高的艺术性，堪与索靖、肖子云等章草名家书风相联系，体现出早期章草的典范风貌；同时又曾入清内府收藏，流散后60余年不见踪影，今有幸复出。作为故宫博物院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回收责任树立志在必得之决心至于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商定的，不可能单由买方说了算，是高是低，很难有一个衡定尺度。倘若如有些文章所说，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是假的，外国人却以2500万的高价买走了，米芾《研山铭》也是假的，亦以3000万价格成交，那么，早于它们四百多年的隋人《出师颂》既已由故宫博物院延庆请权威书画鉴定专家作出了科学的鉴定、断代结论，花2200万购买，怎么就说是高了呢至于宋徽宗和米芾的作品是真是假，也尚未定论，在此不想赘述。如果我们能本着悉心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不让文物名迹随意流散的心愿来对待这些流传有绪的千年古物，价格问题恐怕就不会再成为质疑之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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