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据统计，在患有不孕症的妇女中，输卵管阻塞性病例约占２０％以上。输卵管不仅是连接卵巢和子宫的通道，而且还是排卵、贮卵、输精，提供精卵结合的场所，具有输送孕卵至宫腔以便及时达到宫腔内膜的功能。由于某些原因使输卵管阻塞不通，输送卵子等功能障碍，影响卵子和精子结合而导致不孕，称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今天，我们具体介绍针灸法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

女性子宫解剖

输卵管阻塞的原因很多，但以输卵管子宫内膜异位、输卵管炎和输卵管功能障碍等为其常见原因。本症在祖国医学中属于"无子"、"断续"、"月经不调"等症范畴。中医认为疝瘕之成，多因脉络空虚，外部留滞，或内伤七情，气血逆乱，或饮食生冷，气机升降失常，气失宣行，血滞为瘀，阻于脉道，或无形而成积聚，因此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的病机应为气滞血瘀。其临床表现常为情志抑郁，经前乳胀，临经下腹胀痛，经行有块、腰脊酸楚等症状，且以实证居多。

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及治疗的成功案例总结出一套独特的针灸拔罐法，这里给大家做部分介绍：

一、体针

１、选穴中极、关元、归来、子宫、三阴交等穴位。进针时要大幅度捻转，边捻边进针。腹部诸穴针刺时针尖稍向下倾斜，进针后不提捻，留针１０～３０分钟，深度２～４寸，隔日１次。

２、取气海、子宫、血海、太冲、内关为主穴。操作时用泻法，留针１５～２０分钟，隔日１次，１０次为１疗程。

针灸法

二、灸法

１、艾条灸：选用气海、关元、中极为主穴。输卵管不通畅加归来、气冲。方法是在每穴上滴适量蒜汁，将艾柱贴上，每穴每次施灸２～３壮，以局部稍红为度。

福州：进入初伏，三伏灸走起

２、大面积灸法：基本药物有香附、当归、阿胶、艾叶、黄芪、吴茱萸、川芎、白芍、熟地、肉桂、续断、杜仲，上药等份制成粗末装瓶备用。操作方法：患者取仰卧位，将八层消毒纱布以温水浸湿后置于少腹部，上面铺上８～１０ｍｍ厚灸疗药物，取市售姜酊均匀地洒在药粉上。然后用火点燃，待患者觉少腹部有温热感时，用湿毛巾将火压灭。至患者的腹部无热感时，重复数遍，每３遍为１次。然后依法施灸腰骶部１次。每天各施灸１次，１０次为１疗程。本法功可散寒温经通络，对临床表现虚寒症状者疗效明显。

三、皮内针

取肾俞配关元、志室配中极、气海配血海、三阴交配足三里。操作时，每次取１组穴，用皮内针平刺入皮肤０.５～１.２ｃｍ，用小块胶布固定针柄，埋针时间为２～３天，７次为１疗程，疗程间隔５～７天。注意：局部常规消毒，严格无菌操作。

四、水针

取肾俞、天枢、归来、关元、三阴交、足三里为主穴，选用５％当归注射液或胎盘组织液为注射药物。每次２～３穴，轮换使用上穴，每穴注入０.５～１ｍｌ，隔日１次，１０日为１疗程，经期暂停。

除上述针灸方法外，房博士还为我们介绍了几种药物外治方法：

一、灌肠法

丹参３０ｇ，赤芍３０ｇ，三棱１５ｇ，莪术１５ｇ，枳实１５ｇ，皂刺１５ｇ，当归１５ｇ，制乳香、制没药各１０ｇ，透骨草１５ｇ。每晚１剂，浓煎２００ｍｌ，保留灌肠，温度以３９℃左右为宜，每灌肠１０次，休息３～４日，经期停用。

二、敷脐法

山慈菇３０ｇ，王不留行６０ｇ，穿山甲３０ｇ，生附子１５ｇ，生马钱子１０ｇ，皂角刺１０ｇ，怀牛膝３０ｇ。将上诸药共为细末，以桂氮酮作赋形剂制成膏药备用。将神阙穴常规消毒后，将脐膏填满脐孔，用双层消毒纱布固定，每隔３天更换１次药物，辅以ＴＤＰ（神灯）每天照射３０分钟，２０天为１疗程。

三、敷贴法

皂角刺１５ｇ，蒲公英３０ｇ，路路通１５ｇ，威灵仙２０ｇ，乳香、没药各２０ｇ，红花１５ｇ，透骨草１５ｇ，赤芍１５ｇ。做成包，蒸４０分钟，下腹两侧各１包外敷３０分钟，可重复使用２～３次，疗程不限。本法疏肝活血，适用于输卵管阻塞性不孕。

最后，提醒大家，心理因素也是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不孕不育病人如对病情、治疗手段、转归没有正确的认识而紧张、烦躁、无信心，轻微的病症也会变得复杂化，使治疗难以奏效。所以，放松心情，积极治疗最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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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三巨头，即是西南联大三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梅贻琦是西南联大的灵魂，蒋梦麟是西南联大的支柱，张伯苓是西南联大的儒者。他们的顾全大局、联合团结，使西南联大坚持八年之久，作出了巨大的成就，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研究西南联大，揭开联大“联合”之谜，就应当从三巨头的研究切入。这里从不同角度，阐述三巨头在联合中各自的作用。

一、梅贻琦——西南联大“联合”的灵魂

多年来，学术界对西南联大的探索和研究经久不衰，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然而，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国唯一联合到底的大学，其意义何在似尚有待深入研究。学者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回答，而我的回答应该从梅贻琦说起，因为梅贻琦是西南联大能够联合到底的关键人物，是其灵魂。他的精神，他的作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大厦，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一）从梅“谜”到梅“迷”的敬仰

梅贻琦其人，近年来已有诸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两部大作值得称道，一是《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二是《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1][2]这些论著，刻画了梅贻琦作为教育家的形象，尤其是作为清华校长的形象。然而，对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大掌门人的阐述，似有待深化。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西南联大，是与梅贻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梅贻琦，西南联大很可能重蹈西北联大的覆辙。正如清华校友、教育家傅任敢说:为什么“惟有西南联大能够联合到底呢这就与梅校长有很大关系了”。[3]

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南开学堂毕业，曾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年仅42岁。1938--1946年间，即他49--57岁时，任西南联大常委兼常委会主席，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人称“梅校长”“梅常委”。因为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昆后联合组成，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三人担任常委，而张伯苓、蒋梦麟在重庆另有职务，在昆明时间不长，主持西南联大的校务工作就落到了三人中较为年轻的梅贻琦身上，使他成为西南联大的实际掌门人。后来到了台湾，他又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继续担任校长，因而被人称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永远的校长”。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在1931年9月，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校长之前的约20年内，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担任过校长（包括代校长）的有周自齐、范源濂、唐国安、周诒春、赵国才、张煜全、罗忠诒、严鹤龄、金邦正、王文显、曹云祥、温应星、余日宣、罗家伦、乔万选、周炳琳、吴南轩、翁文灏等近20人。清华“倒校长”之风不断，校长像走马灯似的，变来变去。直到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倒校长”之风，清华的动荡局面才开始稳定下来。梅贻琦成了清华的“不倒翁”，有人问梅有何秘诀。梅的回答是：“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4]这个回答既幽默，也诙谐。然而却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似也难以正面回答。这就使梅贻琦这位“终身校长”笼罩在一层“谜”雾之中。

而这层“谜”雾笼罩着的“寡言君子”，更让人迷惑，这就引发了清华人的梅“迷”情结。有人说这是另一种“梅迷”。“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联大又称之为“无我的梅校长”。[5]

“梅迷”“无我的梅校长”，成了清华人、西南联大人敬仰的精神支柱，成为西南联大“联合到底”灵魂的支撑点。

梅贻琦1938年到昆明，主持西南联大工作，1946年9月辞别春城，在昆明生活近九年之久，他曾坦言这是其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也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抗战形势十分艰难，而联大内部事务繁多，还有诸多矛盾，敌机频繁轰炸，正在上课的师生也要经常跑警报，教学秩序与科研工作的维持与安排颇费周折，物价飞涨、经费奇缺带来的困难，党化教育、政府操控与守护大学本质的抗衡周旋，知识界上层的分化及其伴之而来的汹涌学潮等。

梅贻琦面对这种复杂纷繁的局面，呕心沥血，上上下下做了诸多艰苦的工作，对校内纷争、学术异见，皆本着“学术第一”“兼容并包”的精神予以对待，使联大得以顺利维系。当联大多次被敌机轰炸，“在人心惶惶，极为危急的形势下，在梅先生的坚定领导下，全校师生照常上课，弦诵之声未尝或辍”。1941年后，“在抗日前线仍能照常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和梅先生艰苦而镇静的领导分不开的”。[6]清华人、联大人由“梅谜”而到“梅迷”，就不难理解了。

(二）“通家之好”利于联合

西南联大在昆明坚持近九年之久，北大、清华、南开风格各异的三所名校，能够一直联合到底，做出杰出成绩，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北迁，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云：“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7]梅贻琦也曾说：“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联合到底的。”[8]

国民政府原来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个联合大学，但结果是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唯西南联大坚持到底。西南联大这个“联”字来之不易。没有这个“联”字，还能成为“联大”吗还能有“联大”的成就吗梅贻琦为联大之“联”，做了许多文章，做了许多努力，使三校觉得“联”得有价值，“联”得有意义，“联”得有趣味，“联”得有利益，才能“联”得到底。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领导及重量级的教授、教师，有着广泛的联系，原本有“通家之好”，这是联合的重要历史文化条件，有利于联合。梅贻琦对此看得比较清楚，并注意联络与沟通，使“通家之好”，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家之好”可以举出以下事例。例如，北大校长蒋梦麟，不仅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老朋友，而且是南开的校董。北大的胡适是清华的校友；冯友兰是清华文学院院长，但他们又是北大的校友。北大教授郑天挺，有时又代表南开出席校董会。南开的黄子坚，是清华校友，曾为全美清华同学总会会长，战前清华校长罗家伦还是他的学生。南开校长张伯苓曾是清华的教务长，清华校长梅贻琦为南开校友，梅及其夫人韩咏华都是张伯苓的学生。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都是南开的教授。清华朱自清，是北大校友。北大校友丁文江、陶孟和，胡适等都是南开校董，原南开教师罗常培、余文灿、汤用彤、张忠绂、饶毓泰等先后去北大任教；而北大教师江泽涵、申又枨、吴大猶、郑华炽、钱思亮、殷宏章等又是南开的学生。南开教授杨石先、黄钰生、张彭春、罗隆基、张希陆曾就读于清华；清华教授李济、蒋廷黻、刘崇竑、李继侗、肖叔玉等，以及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陈省身，则来自南开大学。如此等等。可见三校领导、教师错综复杂，有“通家之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间都有容人之量，有很大的气度，因而三校的领导和主要教授，过去、现在都是戚戚相关的。重视这个关系，就增强了联合的历史文化内涵，为联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朱光亚所说：“虽然教师分别来自三校，亦属三校编制，各校校风不尽一致，但由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常委相互信任，合作无间，作出了榜样，使各系教师能精诚合作。”[9]

三校原是“通家”，加上三校校长、联大三常委相互尊重，优势互补，因而存在联合的历史必然性。大家本着“中兴业，须人杰”的目标，顾全大局，克服矛盾，战胜困难，为联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和衷共济，勇担重任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皆为中国高等学校著名校长、近代著名教育家。三校联合，谁来担任校长，或者说采用什么样的领导体制，这是联合中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当时教育部是颇费思量的，这对能否联合到底，至关重要。在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时期，即确定三校联合实行常委制，即三校校长组成联合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三校长均为常委，常委会设主席，由三常委轮流担任。这一领导制度为三校联合打下了基础。三校长皆顾全大局，长沙临时联大时期，能协力同心，共渡难关。而且在长沙时，还有一个分工，蒋梦麟兼任总务长、梅贻琦兼任教务长、张伯岑兼任建设长，统一领导，各司其职。

三校长从年龄来看，联大成立时，张伯苓最年长，61岁；蒋梦麟次之，51岁；梅贻琦最年轻，48岁。以学校历史和校长资格而论，北大历史最久，蒋梦麟还曾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应该属于领导地位；清华是三校中建校最晚，梅贻琦不仅在三校长中最年轻，且是张伯岑的学生，论资历自然不如张伯岑、蒋梦麟。而实行常委制，不设校长，正是蒋梦麟主张的。三常委对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一开始就推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虽说主席轮流担任，事实上自始至终都是梅贻琦主持校务，这既表明蒋梦麟、张伯岑一直是支持梅贻琦的，而梅亦尊重蒋、张。从实力来讲，清华因“有庚款支持财力较强，物质力量相对较厚。其余两校经费都是靠政府，所以较穷。我想，三校实力相比大概是5:4:1。”[10]梅并不因为清华实力较强，而忽视北大、南开，有时还给予必要的接济。如清华开办的咨询机构“清华服务社”，承接业务，将所获利润分给西南联大的同人，并不局限于清华人员。

三校长的友谊和团结，是联大之所以能联合到底的重要因素。张伯苓对蒋梦麟表示，“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的事务还是月涵（梅贻琦）先生多负责。”蒋梦麟甚至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让梅贻琦放手干。[11]三常委和衷共济，梅贻琦亦勇担责任。

三校联合中，清华班底最厚，梅贻琦出力最多，带了个好头；张伯苓资格最老，谦让最多；蒋梦麟原来官阶最高，妥协最大。三校同心协力，团结互助，奠定联合的基础。蒋梦麟认为联合之功，以梅贻琦居功最多，他说，梅氏“负校务责任独多”，“当国势动荡之秋，学府思想复杂，内部冲突自所难免，西南联大师生得以协调，校务因以日进，先生之力居多”[12]台湾新竹清华校长陈力俊认为，梅主持联大校务，“维持弦歌不缀，居功最伟”。[13]作家张曼菱感慨地发问：“谁曾经同时管理过北大、清华、南开并且是在战争年代。梅贻琦可谓空前绝后。”[14]梅贻琦实乃西南联大之“中流砥柱”[15]这些分析，不无道理。当然，三常委之功，皆不可没。

(四）“通才教育”“大师说”的共识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并不是简单相加的算术总和，它是特定条件下，“融三校传统于一炉而生发的统一教育实体，”[16]三校能够共济时艰，精诚合作，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与三校（三常委）教育思想有某种共识亦有密切关系。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是留美学生或赴美考察、学习过，三校都学习美国的教育制度，同具民主思想、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传统，在教育思想和学校前景方面有若干共识，正如梅贻琦说：“对事物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17]三校负责人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相与，择善而从。

三校传统虽有相似之处，却并不完全一致，这从其校训中可以看出。北大校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的校训是:公能。西南联大撷取各校优长的基础上，因应联合实际，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孕育了“爱国、民主、科学”的传统，高举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形成了“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18]

梅贻琦的办学思想，以“通才教育”为其一贯主张，又以其“大师说”的经典名言而流芳后世。“大师说”几乎覆盖梅贻琦的整个教育思想。这个经典名言，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蒋梦麟、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早在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在一次视察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这句不经意的话，竟成“大师说”的经典名言，不胫而走，直至今天仍然有深远影响。

梅贻琦“大师说”之所以能脱口而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贯表现。1940年，梅贻琦在一次会议上，又提出了“王帽说”，这是他“大师说”的进一步解释和发挥。他说：“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百官，前呼后拥，象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运气好，搭在一个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其荣然而已'。”[20]这个“王帽”，其实只是唱好戏主角的陪衬而已。唱京戏的“王帽”不是主角，学校亦同此理，真正的主角是“大师”，是教师。所以，他强调“教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师搬椅子、凳子的”。[21]这既是一种谦逊，更是其教育思想的体现，尊重“大师”、尊重教师的反映，也是“大师说”的注释。

由于以民主办学、培养人才为重，强调学生以学习为第一要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即使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蒋梦麟，负责西南联大的党务工作，但还是依据联大和三校的办学传统，没有因政治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更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

正因为如此，联大在昆九年，在梅贻琦主持下，维护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一直维护到抗战胜利，[22]并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点：一是联大师生继承和发展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二是三校都是久负盛名的学校，联合后师资阵营冠于全国，大师云集，群星灿烂；三是联大有民主办校的优良传统；四是联大兼容并包，治学严谨，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辈出；五是民主开明，发展进步组织，成为当时的“民主堡垒”。[23]

(五）敬业公正，廉洁自守

梅贻琦在近九年间主持西南联大的工作，认真负责，不怕艰苦，相当敬业，令人感动。他不仅承担着联大掌门人的角色，承受了繁多的日常事务，而且有时教务长缺员，他就自己兼。工作虽然繁重，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工作忙乱起来，常常半夜才能休息，而且早早起来，按时工作，以至没有时间洗澡、沐浴，据他的日记记载，1941年1月4日，“下午小睡后至太华浴室洗澡，盖又月余未曾入浴也”。同年4月15日，“四点至八点间做事颇多，先访梁大夫，继至爱群浴室洗澡，未入浴盆已三月余矣”。[24]作为一位从西方留学归来、受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学者，能忍受一月至三个多月才入浴，在正常情况下，这是难以想象的。

梅贻琦之子、清华教授梅祖彦说，“他为人的特点，就是公平、公正、谦虚、淳朴”。[25]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更成为梅贻琦为人处世之信条，也是他能够以崇高的威望，将西南联大维持到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26]

西南联大处于抗战时期的艰苦年代，时局动荡，物价暴涨，经费短缺，困难重重。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就规定联大经费由三校分摊，各校按比例提成交联大。三校原来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北大属国立，经费由政府支持；南开是私立，抗战全面爆发后经费枯竭，开始接受政府补贴；清华经费在抗战开始时仍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支付，但不久庚款停付，经费来源中断。这样，联大经费都靠国民政府支持。从1937年9月开始，国民政府核定国立学校经费改按七成发给。此后，三校不再有自己独立的经费，联大每年经费仅法币120万元左右，只相当于清华原一校的经费。因而从1937年9月起，联大教职工薪金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1940年起名义上开始发给全薪，但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联大同人也只按原薪八成发给，结果大多数人每月入不敷出，所得薪金很难糊口。学生贷金每月14元，很难保证营养。后来，名义上工资有所增加，而实际上不到半月就用光了。

著名作家兼学者林语堂，对西南联大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评论，这就是“精神上了不得”，“物质上不得了”。的确，联大在相当时期内，物质上的确“不得了”。据美国驻华文化官员费正清描述，蒋梦麟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仅余的衣物、书籍都当卖殆尽。[27]而梅贻琦经济情况更糟。据梅夫人韩咏华回忆，梅的工资后来只勉强够半个月支出，家中常吃白饭拌辣椒，连青菜都没有，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开心。教授们的月薪，多不能维持全月生活，不足之处，多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合伙去出售。我和潘光旦太太等，做了一种糯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寓意抗战一定胜利），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售。还有一次，到大西门旁铺一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织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衣服，摆出来卖，一个早晨卖了十元钱，以解燃眉之急。[28]

即使如此，梅贻琦也不会利用职权，占一分好处。梅甚至将政府给他和负责行政的工作人员的津贴全部捐出，坚持“同舟共济”的联大精神。梅还利用学校仪器，组织服务，去社会上做工程，创造收入为教授们发补贴，而他自己却分文不取。又如，为了解决教师和学生的困难，梅向教育部申请了一些经费补助。梅家有四个孩子在联大上学，是可以领得一些补助金的，但梅不让孩子领取，而把补助金让给更困难的人。这些“小事”，真实地体现了梅贻琦的人品，体现了联大精神。

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去成都办事，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已联系好买飞机票，恰巧碰上有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于是梅坚决退掉机票，这样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郑天挺感慨：“俭朴正是他的廉洁的支柱。”[29]

傅任敢非常感动地说，梅贻琦以高洁、仁厚的性格，发挥了一个道德模范和中坚的作用。“那时，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来，这一联，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性优势。这份家务可不好当。一方面要使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划不来，一方面要使非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清华占了上风。这关键与奥妙就在梅校长的大。这时他心中与他作为都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他对整个联大一样看待，所以整个联大也都一样看待他，因此就能一直联到底了。”[30]这件事做来不易，假装不成。这事的成功是他真真实实具有一副伟大的品格。

梅贻琦治校之道，还注意尊重制度，主要做到两点：一是，决事公正，西南联大之要事必依校务会投票结果而行，梅贻琦常言：“吾从众。”在档案记录及众人回忆记载中，从未发现他僭越制度或一己独裁、左右校务会议投票决事的记录。二是，行事明白，凡涉及西南联大重大事项，梅本人或其他学校高层总要在校务会、教授会报告情况，经费收支、房屋建设、学生动态、教师聘用、科研合作等均一一公开。梅之可贵在于真正做到从里子到面子对制度的尊重，做到处事既合乎制度又尽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31]

正因为联大主持人敬业公正、廉洁自守，注意治校之道，得以维系团结了一大批人，共渡难关，联合到底。

(六）联络各方，互动共赢

梅贻琦在做好联大校内的工作外，还为了联大的生存与发展，不辞辛苦，联络各方，尽心尽力，特别是重庆、昆明各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实现互助双赢。

据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回忆，“父亲为维持学校顺利运转，曾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使得在办学经费、物资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乃至就业安排等均取得了有关方面的支持。每年父亲必须去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大事，要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不定什么时间起飞，可能一天走不成，第二天再来试试。1941年春夏父亲和郑天挺、罗常培两先生到重庆办事，以后去了四川叙永分校看望师生，又到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了解情况。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32]几经折腾。

对于云南地方，梅贻琦也尽力联系、疏通，因而受到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当局的热烈欢迎。对联大经滇越铁路到达河口的物资数百箱，龙云下令免检入关放行，提供方便。[33]龙云将自己公馆的三分之二，拨给联大使用。蒋梦麟来昆亦驻过龙公馆，龙云还赠送蒋梦麟福特轿车一部。又通过云南省教育厅发出第266号训令，将省立昆华农校、昆华师范学校，昆华工校校舍长期借用给联大。协助联大，在昆明西车站附近拨划土地124.45亩，建筑联大新校舍，仅以每亩170元和190元的价格转让（其时市场价格每亩已达二三百元）。[34]当时，粮食紧张，供不应求，粮价不断上涨，为此省政府在保证军粮供应的同时，对公务员和国立大专学校采取“公米”办法，以确保师生生活不受大的影响。1940年用财政、银行拨款10万元，设立“龙氏奖学金”，受奖名额500名，每人每年120元（每月10元），联大学生受奖230名，占总名额的46%。为了帮助与家庭失去联系的学生及外省籍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又设立了“龙太夫人奖学金”。[35]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对西南联大出力甚多，与西南联大合作举办了许多项目，也为联大师生下乡下厂实习、调查、采访提供了方便。

云南还为西南联大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保障了西南联大的民主精神和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1938年5月13日《》发表了《谨献给西南联合大学》的社论，除表示欢迎外，特别强调希望三校师生继续“五四”奋斗精神，为云南树立榜样，直接间接地为抗战作出贡献，也为云南科学文教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龙云也接触西南联大教授，与之谈论国家大事。龙云说，大家“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集权独裁统治，大家都深恶痛绝。他们都反对内战，希望抗日胜利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民国宪法，用以束缚蒋介石，实行中山遗教。这也是我当时的愿望”。[36]当时的云南是在龙云管辖之下，龙云号称“云南王”，云南地界基本上是他说了算。如果没有龙云暗中对西南联大的保护，西南联大的生存将遇到更大的困难。这是位于其他地方的大学所不具备的环境条件。所以联大校友曾说：“没有云南就没有联大。”[37]龙云对西南联大的重要性，梅贻琦心里有数。

当然，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和民主气氛，对促进云南未来的发展，促进龙云政治态度的转变，也起了重要作用。在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给了云南和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更多的保护和支持。

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的互动作用，对于双方都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西南联大北迁时，云南各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联大北迁复校的文章，称联大在昆，“结茅立舍，弦诵一如其平时。留滇九年，凡所以导扬文化，恢宏学术者无不至，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为西南文化之中心。”[38]这是对联大的肯定，也是对梅贻琦之赞扬。

坊间有这样的传说，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想进西南联大，龙云希望梅贻琦破例录取。梅则要求参加考试，成绩达到自然录取，达不到则不可破例。龙云认为梅贻琦不给他面子。然而他后来知道另一件事，梅贻琦的女儿也参加了考试，未达到分数线亦未录取。龙云才平静下来。[39]

还有一事也值得提及。抗日战争时期，云南选送公费出国留学生时，与西南联大亦有互动。还在抗日战争紧张进行之际，为谋划抗战胜利的建设事业，就将派遣留学生，培养高层次人才作为一项基本的长期投资。在龙云支持下，时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的缪云台，主持制定了云南省公费选送留美学生方案。方案规定，留学生公开招考，不得托情通融，实行公平竞争。[40]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竞争，云南省选送委员会不直接办理考试相关事宜，而委托西南联大办理，成立了以西南联大常委、各系主任及知名教授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以梅贻琦为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务长、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为副主任委员，蒋梦麟及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任监视委员。梅贻琦后又任阅卷委员会主任委员，蒋梦麟任命题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各科知名教授命题和阅卷。

1941年12月，选送委员会发出布告，凡20岁以下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选拔。1942年5月11日完成初选，经考试委员会评定成绩，有61人合格。8月8日，龙云在昆明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主持面试，确定45人为预备留美学员，后又增加1人，共46人。

考试录取结束后，省选送委员会给各考试委员送上国币300元车马费。梅贻琦没有接受，并致信缪云台及龚自知说：“弟等来自昆明关于校事种种，备承两兄及省政府诸公指导帮助，厚意浓情，时在念中，无论此番留美考试，弟所担任工作微乎其微，即有稍费时力之处，亦未能答诸公嘉惠于什一，故弟之不敢受酬者，实不敢言劳也。”缪云台无可奈何，只好改送梅贻琦一坛绍兴花雕酒，同饮表示谢意。[41]这既反映了梅贻琦的人品，也体现了他与云南地方当局的友谊和情感。这批公费留学生后去美国，学成后大多归国服务，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联大在昆几年，从物质到精神，都得到了云南人民的支持，联大师生“把云南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同时也对云南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42]

梅贻琦所作之努力，为云南地方政府与西南联大实现互动共赢，作出了很好的贡献，也为联大的联合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提供了条件。

没有联合，就没有西南联大。联合是西南联大取得杰出成就最基本的因素，梅贻琦是促成西南联大联合到底的关键人物。

二、蒋梦麟——西南联大“联合”的支柱

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北方三大名校联合组成，坚持八年之久，做出了震惊世界的杰出成就。三个名校之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始终联合，做出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认为，联合的关键还是西南联大领导班子坚持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和联合的结果,也即联大三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友谊及其坚持团结、联合的结果，“这是西南联大在困难时期支持下来的根本因素”。[43]他们三人角色不同，却都为联合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里主要阐述蒋梦麟在“联合”中所起的重要支柱作用。

（一）“北大功狗”

梅贻琦被称为“永远的清华校长”“终身校长”，而蒋梦麟自嘲为“北大功狗”。他曾对傅斯年说:蔡元培、胡适“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44]多少有点自鸣得意，不过应当承认，他们都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在家乡曾参加科考考试，中秀才。1908年赴美留学，入加州大学，先学农，后转攻教育学，本科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与孙中山多有交往。191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兼任总务长，曾代理校长。1928年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1930年重返北大，任校长。1937年后以北大校长身份，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常委，1945年6月辞北大校长职，退出西南联大。曾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行政院秘书长，后主持中美联合组织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等。

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校长很为醒目。自1919年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总务长以后，就与北京大学不可分割。其时北大改组后，行政上一切事宜，均由总务处负责，总务处成为北大的行政中枢，并取决于总务委员会。总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为北京大学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全校之事务，由此可见蒋梦麟此时已充当北京大学实际管理者的角色。蒋梦麟在北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现学术自由，实现其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两年，尽管在腐败的官僚体制包围下，每天总是要见许多不想见的人，说许多不想说的话，吃许多不想吃的饭，浪费了不少时间。然而他仍然把主要精力，用于教育改革方面，花大力气建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制定并通过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中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私立学校规132程》等，尤其是《大学组织法》的制定和实施，完成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意义深远。蒋梦麟1930年底重返北大，任校长，又主持北大校政达16年之久。他在1931年7月，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并以此方针为基础，努力改革北大原有的制度，于1932年6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确定北大的性质和职志是：（一）研究高深学术；（二）养成专门人才；（三）陶融健全品格。这对后来北大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了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北大师生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在北平一天，当作二十年来做”，[45]为北大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蒋的教育理念，不约而同地与张伯苓、梅贻琦的理念颇有近似之处，这为他们后来在抗战时期的合作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二）联大支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天津沦陷。8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向西迁移。蒋梦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46]为何“勉强同意”，确有难言之隐。尽管如此，蒋还是满腔热情投入了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的建设之中。

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蒋梦麟深知，战争是长期的，在战争结束前很难有时间和机会再与父亲见面，因此一度抽空回浙江余姚老家看望父亲，他对其父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并作了如下解释：“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47]这表明蒋梦麟要为抗战胜利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两年，他的父亲在故乡去世，作为儿子的蒋梦麟难以出现在父亲灵前。

在故乡短暂停留后，蒋梦麟赶赴南京，乘船去武汉，再改乘火车去长沙，参加长沙临时联合大学的组建。他深深感叹，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尽管如此，他仍以极大毅力，做好团结工作和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

在长沙，联大三常委共同主持校务，分工由蒋梦麟兼任总务长，梅贻琦兼任教务长，张伯苓兼任建设长，共同负责。仅几个星期的时间，约有近两百名教师和一千多名学生，到达长沙集中，学校随即开学。而事情办得刚有点头绪，新的情况又发生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也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之一。从办学条件看，长沙不是联大久留之地。12月24日，长沙临大第36次常委会议决：“请蒋梦麟先生与政府接洽以下事件：（1)本校学生志愿对国防服务者甚众，除分别向各机关介绍外，将来学校至不能维持时，希望政府能将学生全体加以组织，使能为国家服务，成其志愿。（2)女生无家可归者亦请将来参加组织使能为国服务。（3)学校在绝对必要时，希望对于交通问题政府能予以帮助（本校学生多数来自平津，疏散较为困难，望政府特予注意。”[48]

蒋梦麟不顾自己身体欠佳，胃病发作，体力不支的状况，仍打起精神，坚持工作。根据联大常委会的决定，他直飞武汉，先去拜访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之商议联大面临的困境以及继续西迁等问题。但陈立夫难以决定，要他最好去找蒋介石本人。蒋梦麟见到蒋介石时，陈述了联大西迁的理由，并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有滇越铁路可与海外连接，有利于联大将来与海外的联系，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联大遂决定西迁昆明。联大西迁后，改名为西南联大大学。

为此联大第45次会议（1938年1月24日）决定，长沙临大在昆明设置办事处，以蒋梦麟为主任，秦瓒为副主任兼管会计与事务。蒋梦麟即与秦瓒、杨石先等先期到达昆明，积极安排，首要任务是解决联大师生到昆后的校舍问题。

除先期租到江西会馆、迤西会馆、全蜀会馆等几处会馆外，蒋梦麟又与张伯苓等联名致函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商借昆华工、农、师范三校部分房舍，并会晤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了大力支持。龙云为此写了条谕：“现临大迁滇，在该校校舍赶筑完成以前，准由教育厅将省立农、师、工三校校舍各予暂行酌借一部分，以应急需。至借用时期，应并由该厅（指教育厅）与联大商定可也。”云南省教育厅乃发出第266号训令。奉龙主席条谕，要求昆华三校“于文到后三日之内，将上述指定房屋腾空，移交联大筹备处借用”，[49]但昆明校舍仍不敷应用。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叶公超一份电报中说:“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俱佳，堪作校址。”蒋梦麟遂不辞辛苦，亲往滇南蒙自考察。3月14日返回昆明。次日下午，他在四川旅行社召集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郑天挺等开会，决定将联大文、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理、工学院设在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4月19日，联大常委会第58次会议，遂决定在蒙自分校设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办事处”，以陈总为蒙自分校教务处主任，樊际昌为总务处主任，并由分校校务委员会推举一人为该会主席。这样联大师生的安置得以解决。次年，在昆明的联大新校舍建成，蒙自分校遂裁撤，文、法、商学院迁回昆明。而在1938年5月4日，一切筹备告一段落，西南联大得以正式上课。

西南联大校务继续由三常委主持，常委会每周三召开会议讨论校务，各院、处长列席会议。1938年8月，联大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代表常委会找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谈话，希望他能出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欣然接受。同年底，联大师院开学，成为教育部新设的8个师范院校之一。

西南联大安顿下来，秩序开始走上正常，却面临着一个头痛的问题，即经费奇缺、物价上涨，生活困难等问题。据蒋梦麟记载，当时“影响人民日常生活最大的莫过于物价的不断上涨。抗战第二年(1938)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后来涨到七十元”，[50]整整翻了十倍。

联大经费困难，曾多次呈报教育部，希望增加拨款。1938年10月26日呈教育部文说，由于联大人员增加，物价高涨，一切开支，莫不随之增大，本年仍照原来预算，万难敷用。1939年5月24日呈现教育部文又说，学生倍增，物价飞涨，原来预算，万难敷用。申请增加经费。[51]为此，蒋梦麟、梅贻琦曾先后数次飞赴重庆，向国民政府及教育部面陈困难，希望增加经费。

在长沙时，临时大学曾规定，联大的经费由三校分担，各校按比例提成交长沙临大。三校原来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北大系国立，经费依靠国民政府支撑；南开是私立，抗战全面爆发后经费来源枯竭，开始接受政府补贴；清华经费则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支付，但是不久，庚款停付，清华经费亦告中断。于是，西南联大经费只能依靠国民政府支付。但国民政府经费紧缺，即以抗战为由，从1937年9月起，将原核定经费七成付给，教师薪金亦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虽然从1940年起，名义上开始发全薪，但物价飞涨，联大同人，入不敷出，养家糊口都非常困难。到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每月薪金已由战前的300多元，降至实值仅合战前的8.3元，只能维持全家半个月的最低生活。正是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蒋梦麟积极联系费正清等外国朋友帮助，设法解决教师的生活待遇。

“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困难重重，蒋仍怀着“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为联大的成功和发展而努力。[52]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积极指导研究生开展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

在西南联大初创时期，蒋梦麟率领北大同人顾全大局，共同努力，支撑了联大这座大厦，奠下了基础，使之屹立不倒，延续达八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始终联合在一起直至抗战胜利“他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53]然而，联大的后期，蒋梦麟更多采取的方式是“不管的管”，实际支撑联大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负有多的责任，成为联大最终联合到底的关键人物。因而蒋梦麟承认，对西南联大的联合及其成就，“先生（指梅贻琦）之力居多”。[54]

（三）不管的“管”

从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三校就实行常委制，不设校长，这是蒋梦麟的主张，这表明蒋梦麟“退让”和“不争”的态度。西南联大成立时，继续坚持这一制度，按年龄而论，其时张伯苓最年长，61岁；蒋梦麟次之，51岁；梅贻琦最年轻，48岁。从年龄来说，自然张伯苓居长。而从学校历史和校长资格而论，蒋梦麟则居上，因为北大历史最久，蒋梦麟还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应居于领导地位。梅贻琦不仅在三校长中最年轻，而且是张伯苓的学生，论资历自然不如张伯苓、蒋梦麟，如联大设校长就难以轮到梅贻琦。当然论实力来说，清华是有优势的。清华、北大、南开在联大的实力相比大概是5:4:1，或者说134是7:5:2。[55]然而个人的资历和声望在这里似乎更重要，而蒋梦麟则始终坚持实行常委制，三常委对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常委会主席轮流担任。三常委开始推年纪较小的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虽说主席轮流担任，却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蒋梦麟、张伯苓因故在昆明时间有限，结果事实上自始至终都是梅贻琦主持校务。这既表明蒋梦麟、张伯苓一直是支持梅贻琦的，也说明梅亦尊重蒋、张两前辈。

三校长的友谊和团结，是联大之所以联合到底的重要因素。郑天挺的回忆，有一个生动的描述。他说，联大初成立时，张伯苓对蒋梦麟表示“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为我的代表的意思”。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的校务还请月涵（梅贻琦）先生多负责。”蒋梦麟甚至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56]这是令人感动的，促成了三校的紧密团结。

当然三校毕竟是三校，人员众多，风格各异，也难免发生矛盾。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道“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钱穆在《师友杂记》中记载，当时，梅贻琦任命联大各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于是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一日，蒋梦麟有事到蒙自文法学院，北大诸教授竟言联大种种不公。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引争议”。[57]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言，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的不争，顾全大局，难能可贵。在联大走入正轨以后，蒋梦麟更是无为而治，淡出了联大事务，以不管代管，放手让梅贻琦大胆管理，减少了诸多的矛盾，强化了联合、团结的气氛。即使蒋梦麟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的党务工作，但他仍然按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从没有因政治原因聘任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这种不管的“管”，增强联大的团结，维护着抗战时期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

在联大走上正轨以后，蒋梦麟更加放手。每天早晨6点起床复习西文，而且用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用英文写作自传体著作《西潮》，直到1943年底完成，全书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早年的经历，第二部分叙述留美的经历，第三、四部分叙述民初的经历，第五部分叙述对中国生活的看法，第六部分叙述抗日战争前期的生活，第七部分叙述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这部自传，回顾作者自身目睹的过去五十年的中国，还追溯到自己研习过的中国悠久的历史，这已不是一个学者单纯的自传，而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该书英文版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部门指定该书作为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1957年，该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发行，几乎成为台湾农村青年人手一册的书籍。随后大陆也出版了多种版本。不过这本书由于写作时间是在西南联大建成不久的事，内容中涉及联大的史事并不太多。

从1940年以后，蒋梦麟的社会兼职愈来愈多，如1940年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席、国民政府行政党设计委员会土地组召集人。1941年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后又多次出访和参与若干国际会议，没有更多的时间关照西南联大。到1945年6月因就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辞去北大校长，离开了西南联大。

然而，西南联大的光辉，仍然离不开蒋梦麟的支撑及其业绩。

三、张伯苓——西南联大“联合”的儒者

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是西南联大三常委，也是西南联大的三巨头。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坚持八年，联合到底，三巨头的团结合作，是其中的关键。这里主要论述张伯苓所起的作用。

(一）“长寿校长”

梅贻琦被认为是清华的“终身校长”，蒋梦麟则自嘲为“北大功狗”，张伯苓则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罕见的“长寿校长”，[58]又被认为是“教育状元”。[59]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都长期担任过大学校长，都是著名的教育家，然而张伯苓担任校长的时间更长，从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到1948年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职务止，长达45年；即使从1919年办大学部（南开大学）起到1948年止，也担任了大学校长达30年之久，是一个真正的“长寿校长”。而且，他这个校长情况相当特殊，是担任他自己创办的私立大学校长，靠自己的心血和努力，滚爬拖拉出来的校长，自我奋斗出来的教育家。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幼年家境困难，就读义塾。13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当过海军，参加过甲午海战。22岁时受著名教育家严修礼聘，主持仅有5人的严氏家馆，从此踏入了教育界的门槛，这是其从事教育的开端。1903年赴日考察大中学校教育制度，1904年创办第一私立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1919年创建南开大学，后又设南开中学女子部（1923年）、南开实验小学（1928年）。到1932年，南开已完成5个部门，即大学部、研究院、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及小学。到1937年学生总数已达3000多人。后又在重庆创办南开中学。抗战全面爆发后，成为西南联大常委。直到1948年，他一直是南开大学的校长。

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教育当从实际出发“本其国情而定”，[60]认为“德育为万事之本”，应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由于张伯苓的爱国及其办学的成就，政府屡欲给予重任，曾邀其出任教育部长及天津市市长，均被婉言谢辞，他要以全副精神实现南开的教育理想。

张伯苓的“南开梦”也即“教育救国梦”，贯穿于其一生。在1944年南开学校建校40周年之际，张伯苓回顾南开40年的历史，然后“展望未来复校之大业，前途远大，光明满目。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携手并进，使南开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并驾齐驱，东西称盛”。他还表示：“虽然年已七十，仍当尽其余年，致力于教育及建国工作，南开一日不复兴，建国一日不完成，苓誓一日不退休。”[61]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二）振作起来

当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扰中国之际，张伯苓在1937年1月3日对天津南开校友会的讲演中，强调“我们要振作起来”，“想新的路、新的法子、新的计划，用新的精神，往前猛进”。[62]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东北愈来愈露骨，南开大学于1927年就组织了东北研究会，到东北实地调查。因而南开在日本军阀眼里，成为天津地方抗日中心，抗日的策源地。日本军阀对南开仇恨是很深的。[6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被推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联合会主席，领导广大师生投入抗日救亡斗争。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被推为天津市民总代表，又任废止内战大同盟天津分会负责人、天津中等学校以上及全市抗日救国会会长，组织各界支援抗日前线的工作，南开学校成了天津抗日的重要堡垒。日本侵略者对张伯苓和南开学校恨之入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日本大举进攻天津的第二天，日军的炮火和炸弹投向了美丽的南开大学校园，将其夷为平地，并且占领南开大学校园达九年之久。其时，张伯苓正在南京，得知南开被炸，他说：“时余并不惊讶，因此事已在意料之中。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的。”[64]他向南京中央社

今天试管移植12天了，两条杠比较明显，应该是着床了。移植后在贵阳躺了六天，测出了二条杠后就回家了，第二条杠是隐浅，不是很明显那时。老公还算好，推了一切事情赔了我半个月，给我煮饭洗衣服。但他就是很大条，取卵前一天告诉我，身份证没看到了，气死我了，忍着没向他发火，第二天清早去高铁站办了张临时身份证。总共取了二十二个卵，配了十二个胚胎，其中十个是优质胚胎，冻了两个优质的，其它的去养囊，养了三个囊胚，移了一个冻了两个。取卵是最痛的，走一步肚子就痛一阵，在床上躺了三天，也整整痛了三天饱的。最心疼自已的还是娘家人，打了那么多的针，全身都是激素，吃了这么大的亏，要多休息下，心态放好些。婆家人没一个打电话来关心下我，总以为我占了他们家很大的便宜，天，没收到一毛钱的彩礼，金器是什么颜色的都不知道，婚前给老公还了十多万的帐，现在还欠几万块的帐，感觉我的青春都在给他还帐还帐我都受不了了，其实当初分手我还强一些，不会生活的这么累。这几天，老公还是很高兴的，每天忙前忙后，要我多休息下，不要累着他崽崽了，看着他对我的好，感觉我的付出是值得的，希望一切都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