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出国自己当翻译，没有用手机，购物、问路都自己先想好，再说话，人家听不懂呢再比划。

主要是个人原因，同学中吴存存、沈澜等当年英语基础应该差不多，现在写作、沟通不在话下。

黄仕忠：我读研究生时的理科同学，学的英语，口语不自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见了老外不敢开口。后来发现几个日本人哇啦哇啦在讲。一听，要是这个样子也行，那我也没问题！于是他也就大胆讲了，于是发现自己真的就可以讲了！[呲牙]。所以，第一要胆大敢讲！[偷笑]。

吴朝骞：Wheredocorrectideascomefrom?（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学的英语我都记得。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包括纸老虎（pagertiger）等，特熟悉。

魏丁：@吴朝骞厉害的。[强]。

吴朝骞：如果细究，我放弃参加研究生考试源于对英语的恐惧。我喜欢外国文学，如果英语不好还有希望吗很绝望！

黄仕忠：日本人根本讲不了标准英语，所以，你要是那时听过他们讲英语，一定早就冲破这个心理关啦。[偷笑]。

吴朝骞：老大徒伤悲！

黄仕忠：毛信徳老师据说不懂英语，但讲外国文学，活灵活现，后来编了一大套诺贝尔奖文集。那时老樊和青稚都考日本文学研究生，搞得我也心里痒痒的，差点跟他们一起报考了。[呲牙]。

吴朝骞：毛信德老师这套书，我在新华书店看到过。人才啊！

董小军：刚开学时，肯定还没有许氏《英语》教材的，所用好像是化学专业的教材，其中好多诸如实验室、试管、试剂之类的词汇。@吴朝骞

吴朝骞：@牧野是，有印象，记着什么显微镜等单词。

吕立汉：是的，是一本理工科教材。

吴朝骞：再讲一个故事。我在单位几次公务出国，都有翻译。有一次为减少开支，取消翻译，并指定我备注为翻译，跟我说没有关系只是走过场。因为有厅级干部，要报省外办审批。没有想到省外办临时决定要具体经办人对翻译进行口试。那时我正出差，省外办电话打过来，说了几句，就用英语问话。我没有听清楚几句，就猜着按照自己的准备，讲了出访任务、行程、人员、接待等。后来辗转听说，省外办经办人说，他怎么当的翻译[偷笑]。

尚建：我初中时很喜欢英语，还是英语课代表。但下乡三年全忘光了。还好高考英语不记分。进校后英语分班摸底考，有一题是“你有几个兄弟”根本不记得“howmany……”的句式，就写上whatareyourbrother，可译成“你的兄弟是什么”，当然分到慢班。

张扣林也在慢班，他的英语也比较麻烦，有一次课堂上老师让他背英语单词Paper（纸），他说不知道。老师就启发地读第一个字母P来引导他。他说“P也不知道”。老师很失望的说：哦，那就没办法了。

张扣林的表情是很认真很努力但实在不知道的样子，但我当时就认为他是装出来的。[偷笑]。

钱家山：扣林同学擅长一本正经地装着。@尚建

尚建：好像是paper这个单词，也可能有误。但事情肯定无误。[偷笑]。

张子帆：P也不知道！[强][偷笑]。

魏丁：P也不知道！[强][偷笑]。

沈澜：P也不知道！[强][偷笑]。

尚建：希望张班长自己记得，否则他要骂我了。

张扣林：尚建提到的课堂上的糗事，我已无印象。[笑脸]。

陈建华：关于外语，说多都是泪。尚建创造了一个名句“P也不知道”。——记住26个字母，的确拜P所赐。

我读的农村初中，没开英语课，26个字母，大抵是通过数学老师教的，学代数，用得上。其中念得最多记得最牢的就是这个P。PPP，课上课下，大家当好玩，有的坏笑，有的撅PP，有的捂鼻子。顺带记住了ABC，还有大门、小门。

“不学ABC，照样干革命”，马振扶一个喷嚏，全国都感冒，无论城里乡里。或许，记得26个字母已属多余。感谢短暂的“回潮”（邓小平1973年复出主持工作，在教育领域有许多举措，后被批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也称“右倾回潮”），高中居然还有英语课，老师是杭大外语系毕业的，绍兴人，一口绍普话。我都怀疑他的英语准不准。

上高中晚了三个星期，是临时补的缺。其他课无所谓，于英语却须特别用点功，从ThisisaBook、ThatisaPan开始，起早贪黑追赶，两星期后，课堂上居然被老师抽中范读，配对范读的是一女生，父母都是教师，据说初中就学过。

可惜，好景不长，英语课开了一个学期即停了。教英语的张老师改教“政文”——政治与语文的混血儿。临毕业，张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论“洋”。冷眼向洋看世界也罢，土洋结合也罢，任由自我发挥，写的内容不记得，但洋洋洒洒足有3000字。当然，无关英语。

高考英语放弃，反正只是参考分。

进大学选修外语，自认“没有英语基础”，选了日语，就此成了英盲。悔死。极度怀疑当初学校英语老师不足而日语老师富余，有意误导。

张老师后来调回绍兴。最近几年常去看他，他夫俩是外语系同学，正宗英语专业。我说，此生读书最大遗憾，放着很好的英语老师，却没学会英语。

我编过国际新闻，弄过互联网，也曾多次带团参团出访，试问哪一样不需要英语这根拐杖

2005年11月，出访美加考察网络媒体，我的团长我的团，特地安排一英语科班同事参团。这老兄是杭大外语本科、浙大英语研究生毕业，应该靠得住。哪知，上海美领馆签证，偏他被拒签。里头一金发美女签证官说他，你学了那么多年英语，为什么跟我不说英语说中文抓瞎了。

最后本团四人成行，都是英盲。那边有翻译好办。最担心的是航程中间，只有拜托代理公司做足功课，务必巨细无遗。

但，囧事还是出现了。航班落地前发了人手一份入境单，是最新版本，与原先准备的不一样。咋整两位团友对照快译通磨叽（那时尚无什么翻译软件），我则找到在东京转机时认识的一位留学生，请其帮忙快速指点翻译。最后，和快译通的结果两相对照，总算解决了入境单问题。

入境口是温哥华。出关队伍很长，接站的等在外面。为保证不出意外，特地让一侦察兵出身团员瞭望，最后选定一貌似华人通关员口子排队，总算顺利出关。

芝麻小事，囧也不囧！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一句话总结：不学英语误终身！——对了，得补一句，那回P也不知道尚同学就在温哥华，要不然无论如何请她教两句当地实用英语，逛街用得着。

任平：进初中，将我分到俄语班，虽然甲乙班是俄语，丙丁是英语，似乎俄语地位更高些，但入校后却发现我换到了丙班，是学英语。个中原因至今也不了然。

后来发现，丙班的英语其实是实验班，是联合国教科文中国代表王承绪倡导学“伦敦音”的实验基地。配备的老师也是杭大外语系刚毕业的高材生史佩珍，史老师是杭大校花，曾经出演《青春之歌》的林道静，而陈坚是剧中演地下党领导人的。史老师教得实在是好，发音准确好听，又循循善诱，全班水平一下上升许多。也让我成了英语学习爱好者。

学期中来了几位杭大外语系的实习生，因为也是年轻人，和我们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位涂小榕，见我喜欢英语，还送我二本课外读物：《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外国寓言选》。生词较少，很快读完了。涂还和我说起他喜欢哪位女同学，可惜被班长捷足先登了，他一个大二生，只能眼热。后来各奔东西，也没涂的消息。前年给老年大学上书法课，忽然有一“老年”学生上来叫我，说他是涂小榕，这才挂上钩。原来毕业后他在杭州某高校教英语，现在退休了。

我的英语也一直荒废，大学毕业后有几次出国，恶补了一下，也免强用用。读研后英语教师抓得很紧，竟增加了很多单词。以至在澳洲和英国，也简单能说几句。德国人都会英语，房东老太太让我介绍一下中国文化和家乡，也结结巴巴对付了。德语太难了，性数格复杂，索性就不学。所幸讲书画，当场演示为主。[偷笑]。现在更不耽心，儿子美国回来，一般都应付自如。

吴朝骞：@任平能用英语结结巴巴介绍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已经“学霸”了。

陈建新：大家说起学英语，都有一本血泪帐啊。[偷笑]。

我学英语的时间加起来也很长。初中学过两年，现在还记得的除了颂词，就是1969年中苏交恶时学的：Do'ntmove,Hand'sup（不许动，举起手来）。在工厂跟着上海电台学过一册英语初级班教程，让我在高考中得了38分，英语分班时进了快班。

吴朝骞对李志华老师说了很多好话，但实事求是说，他刚留校当教师，教学经验不足，没有慢班老师（忘记姓名了）教得好。后来我跟着一些同学转入慢班，英语考试还算好。但我知道自己远没有过关，原因还是缺少语言环境，简单说，就是没用。

后来考研，也是投入很多精力复习英语，做了大量习题，自学了快速阅读法，居然通过了。但入学后的一年英语学习，还是很累，勉强通过。后来翻译《匹兹堡的秘密》很吃力，可惜这部浙江文艺出版社约的书稿因故无法出版，最后被编辑弄丢了稿子，非常恼火。读博的英语，更是在20分的听力考题上丢分而差点不能过关。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最终还是夹生饭，可见学英语对我辈来说太难。[呲牙]。

周羽强：说起大学学外语，真是一把辛酸泪。初中、高中都在“文革”时期，有英语课，那是革命的英语。至今能记得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领袖万岁”之类的政治口号。1978年高考时，已经有六七年没接触过英语，几乎是“英盲”。好在高考时外语考试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如果不是这样，相信绝大部份像我一样的考生是不敢上考场的。

跛脚进了大学，英语却是必修课，当然也可以选日语，但出于对鬼子的愤恨，我是断然不选的。被编入英语慢班则是必然。一上课就是许国璋的教材，头顿时大了，这起步那么高，我能跟得上吗别无选择，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

于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死记硬背中，走路、坐车、睡觉前，发神经似的念念有词……如此这般，慢慢增加了单词量，我一般每天都要记近百个单词，但三、四天后又忘了大半，回过头来再背再写，直到眼花撩乱，头昏脑胀……然而还是进步不快。焦虑、自责袭上心头，自信心骤降。我对别的课程考试从来不怵，轮到英语课考试，就像上刑场一样的胆战……

四年下来，我的成绩不错，几乎都是优秀，但英语只得了良好，已然不错，但自己明白，英语是跛脚出门的。

工作后我有很多机会出国考察、拍纪录片等。走遍五大洲，每到之处，英语交流沟通是必须的，然而我只会用单词沟通，耽误事还闹出许多笑话。遗憾！谁让我英语跛脚呢！

韩兆铭：我总觉得吾国学英语的方法不对，环境也没有。语言是需要环境的。

陈建新：对，语言环境很重要。当然，现在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好。我进大学的年龄，差不多应该是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学语言最好是在中小学。

樊诗序：我选学日语完全是因为朱淼华。高考前满打满算背会83个英语单词。进校没几天摸底考，朱淼华坐我旁边，初打量，眼镜、发型都很洋派。一看就是我难以企及的那种高人。最震慑我的是他流畅的书写（用余光瞟见）。而且用的还是碳素墨水！当时普通人都是用蓝黑墨水，只有牛人才用纯蓝墨水，更牛的则用碳素墨水。现在这哥们就这么牛，我即使会飞，也没P用。所以当即决定选学日语。

学日语开始感觉挺好。背五十音图朗朗上口，见到学英语同学自称已掌握一万以上单词。不到一个月就去校图书馆阅览室看《赤旗报》。遇到马华亲切地叫声“八格”（马华，日语的标准读法）。但是，学到后来才发现学日语和掉进坑没多大区别。套用尚美丽的句式：P用的没有！

方一新：我大学学的是日语；如果时光倒流，肯定改学英语；英语的使用范围多广泛啊，粗通了，走遍世界都不怕。而日语太窄了，除了去日本或夏威夷等地，几乎没用。

当年之所以学日语，是因为在中学时代没好好学过英语，记得当时的英语教材很左，都是口号，觉得几乎跟零起点一样，与其从头学起，还不如换一种语言。更由于日语有“当用汉字”，看起来跟汉语有一定联系，发音也相对简单，觉得好学一些。哪知道这完全是假象——日语是入门简单，但越学越难，受能力和时间的双重限制，以至于我始终没有真正掌握，日语（外语）不行，是我一生的痛啊！

大学时日语学了两年（还是更长），但上课除了语法、虚词还是语法、虚词，会考试，但听和说都不行。因为我校公外的日语老师都是学俄语出身，改开以后才转学日语，但早过了学习外语尤其是听说的最佳年龄。老师自己都没有真正掌握口语会话，又怎么能让学生掌握呢所以，我们是先天不足。

但话说回来，本科教我们日语的何老师，“湖（福）建人”，上课非常认真，讲解细致，人也非常温和，和蔼可亲，令人顿生好感。记得我跟仕忠去过何老师家好几次，包括在读研期间和工作以后。

后来一段时期内，日语仍然在断断续续地学，如硕士阶段学了1年半，博士阶段又学了至少1年，但跟本科一样，始终都在语法、虚词、惯用语等上面打转转，没有真正掌握，尤其是听说，就根本没入门。

记得读硕期间，有位来自吉林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韩语都很好，倒是汉语很一般，他建议从日语会话（听说）开始学起，先过听说关，再学其他；但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公共日语教研室同仁的同意，大家还是满堂灌语法，不管应用。到头来，学生只有量的增加（学习时间），而缺乏质的提升，十分可惜。

客观地说，学日语还是有好处的，除了我在专业方面，发现在日语里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义，有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外，它对我的功利性作用还至少有二：第一，当年考硕时（考博也是），我们考日语的同学分数较高，超过考英语的同学不少，外语及总分上占了便宜。第二，我后来去过多次日本，那还是托了学日语的福；因为略懂几句日语，我就敢去日本，也敢用很蹩脚的日语跟日本人对话，无论是在超市购物，还是在路上问路，所谓无知者无畏，说的正是我啊。

语言这东西，要常说常用，才有可能进步或至少不退步。自疫情以来，已经有两年多没出国了，日语也差不多要忘光了，不知何时才能像以前那样，去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交流、度假期待这一天早点来临。

钱志熙：一新兄，硕士教我们的是李廷先(善）老师，朝鲜族人，如兄所言，他日语很好，但中文一般。而且教得很随意。我到温州工作后，因考博需要提高日语，给李老师写过信。他介绍我去找温大工作的他的学生补习。那位老师年龄和我差不多，倒很热情的。但我请教了一两次，不得要领，也怕太麻烦人家，还是归于自学了。因这个，有时怀念李廷先老师，也不知道他还健在否希望他健康长寿。

方一新：谢谢志熙兄，从兄这里想起李老师的大名。确实，当年他的教学法别具一格：我们读课文时，他不看课本，只是听，然后指出存在的问题。

李老师当年身体就不太好，好像有支气管炎，在杭大新村的宿舍里，冬天装了一个煤饼炉取暖，有专门的烟道通到室外，因为南方冬天没有暖气，对李老师来说很难熬。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一点都不知道他的近况了。

钱志熙：也是我们不会学，其实是好机会。我本科、硕士、博士三段学日语，只有李老师是真正地道的日语专家。那时没认真学，现在想来挺可惜。他人很好，请我去过他家，也是筒子楼。

方一新：是的，志熙兄说得对，我也是，没有抓住机会。

钱志熙：老樊当年是日语课代表吧

樊诗序：是的。稻畑耕一郎就是我请到宿舍去的。当年冯雁峰每到考试时，一定会坐在我右边。（因为左边有手，不是最佳位置。）所以考试成绩经常与我并肩。后来我改变策略，先写几个错误答案。待小冯交卷后，再改回来。分数出来，小冯不解，一样答案怎么分数不同。我说上周我去何老师家拖地了。你呢他半信半疑。[偷笑][偷笑]。

钱家山下：——雁峰将信将疑，又看了老樊一眼，但老樊眼都不眨一下，一脸纯真而无辜的样子。雁峰盘算着那么给何老师家搬个煤饼也好。可老樊是课代表，与何老师熟，他连何老师家的门朝往哪边开都不知道，——于是就只好认了。[呲牙][呲牙]。

钱志熙：你当年学得最好，何老师得意门生。请稻畑的事，有人争。[偷笑]。我能证明你是主请，那一盒饭也是你买的，你那时对着稻畑的殷勤笑脸我还记得。[偷笑]。只是还有一件事，想证实一下：系里姜新茂老师他们有没有就这事找过你@樊诗序

樊诗序：没有。姜新茂查问此事听说了。但确实没找过我。[呲牙]

黄仕忠：姜老师找的是倪建平。老樊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建平则挺身而出，肋下只插了一把刀。

岑宝康：学许国璋《英语》的时侯，读到一篇不知是英格兰或是苏格兰的乡下故事，说的是一个乡姑顶着一篮鸡蛋去集市售卖，她一路想着，卖了鸡蛋扯一块花艳的布料，缝成一条漂亮的裙子，到时肯定会有一个英俊的傻小子前来求爱……不料脚下一绊，打翻了整篮鸡蛋。

倒并不在乎此文的故事性或什么的，而是陶醉于英语的表达方式和特有句式。对于从小浸润于中国文化的我来说，向来崇尚中国文化的典雅与幽深，所以选择了中文系。而英语的直白、明确、随性和幽默，同样深深地吸引了我。

韩兆铭：都是英语分在快班，学得累死了。后来很羡慕学日语的同学，好像毫无压力。特别是黄长江所说考研占了大便宜。

张子帆：记得当年大学英语课上，有一课讲马克思生平，课文描写马克思身材魁梧，用了两个单词：deepchest，老师请赖文洪同学翻译，老赖斟酌了一下，说道：胸肌发达！语毕，哄堂，记忆至今。不知老赖尚记否

陈建新：你还记得这样的细节。[偷笑][强]。

董小军：老赖这个翻译已到“信雅达”的高度。

杜文庆：@钱家山下俺初高中都在一所完中就读，都有英语课。78年高考，最后一门课是外语。尽管不计入总分，尽管骄阳似火，俺依然参加了考试。只是考场里很冷清，包括俺在内才两三名考生，跟前面5门课的座无虚席相去甚远。入学后经摸底考试，俺被分到了快班。为此，近些年说到英语的时候，俺半开玩笑地对晚辈们说：“俺当年可是正儿八经学完许国璋《英语》四册的噢！”这口气有点像电视剧《围城》里方鸿渐说：“兄弟当年在剑桥的时候……”[捂脸]。

樊诗序：所见略同。不去日本，P用没有。99年参加广电部一个团去澳洲。团里需要一个翻译助理，听说我是研究生毕业，团长一语定乾坤。就是你了。我不好意思说自己英语是零基础，只得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傍晚翻译陪我出去散步，只见路边别墅门口多半都立有牌子，上书英语，一个字都不认识。于是我问：小张，那第一个单词FOR是啥意思小张看了我一眼，过了一会才说：樊老师，你问的单词恰恰是没意思的。我尴尬极了。

走了一段路，他突然问：樊老师，听说你是北广毕业的我知道他想说的是你一个研究生怎么会是英语小白呢立刻回答：我的英语是请人代考的。

同年又去香港考查凤凰卫视，走在大街上看到很多橱窗里都有Sell的字样，我就问同行的一个女主持人：怎么这家店有那么多的分店她问：哪家店我说就这家Sell啊。她笑得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唉，都怪当年投错了门！归根结底还是怪自己自作聪明。[尴尬][尴尬]。

周羽强：老樊说的事，正撞在我的枪口上。那年应沙特阿拉伯国邀请，浙江电视台组成五人制组去拍专题片，我是领队，老金是同组成员，真是很难得，老同学一起出国拍片。我们从香港出境，途径阿联酋迪拜转机，并没有在那过夜，所以不存在吃早餐的事，一路上老金说了很多笑话，其中有Again的笑话，我在飞机上验证了一把，逗得我们会心大笑，空姐一脸懵懂……What’sup——真的笑话是有，待合适的时候再抖。

童国樑：1970年秋，我在宁波一中时学了一年俄语，由何莹芝、黄乃强老师先后任教。一年后，初二时实行按居住区域编排，班级为排，年级为连，也常常野营拉练，很有些军事化色彩，俄语课则改作英语了。高中时，仍学英语。1973年，全国教育和各条战线全面整顿，重新强化教学，刮起“回潮风”。任课的王之浩老师教学严格，要求背课文，倒也记住了一些内容，如“Thecountrywantsindependence,thenationwantsliberation,andthepeoplewantrevolution,whichhasbecomeanirresistiblehistoricaltrend.”（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到杭大后，编入英语快班，李志华老师任教，教学认真，对同学们和善，学习氛围宽松。第二学期用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有些课文故事性较强，如《半夜鸡叫》《点金术》《熊》等都有印象。学英语要费很多精力，后来也没啥用得着，也就没有坚持学下去。

吕立汉：初中时，英语老师是教俄语改行的，people与pupil不分，学生学习质量可想而知。高中时，老师是杭大外语系毕业的，我学得还行。在缙云中学任民办教师时，还代教过一个学期英语课。进大学后，坚持写英语日记，那是因为暗恋着缙云中学的前同事，与我同时考取了某大学的外语系，——这应该是我学习英语的一大动力源。[一笑]。

报到当天晚上，摊开笔记本，装模作样，写了第一则英语日记。当时有一大汉在旁看见，说：“那么厉害啊！”就攀谈了几句，我问他尊姓大名，他拿起圆珠笔来，用左手工工整整写了“樊诗序”三个字，字体娟秀，与其长相形成极大反差，让我惊诧不已。后来老樊解释说，是我写英语日记吓着了他，他就用“樊氏左书”来自卫。

第一学年，英语老师是李志华。他大学刚毕业，很年轻，经常抽同学上讲台听写，他见我的英语板书还规整，下课后问：“你是否教过英语”我说赶鸭子上架代了一学期的课。这样，我就当上了英语课的课代表。有一次李老师还当堂念了我的英语作文，因而大受鼓舞。

大一大二时，我学英语确实是用功的，在菜饭票上写英语单词这种事情也做过。买了不少相关书籍如《英语翻译技巧》等用以自学提高。大二时翻译了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喀布尔人》，给老师看。老师问：“是否想投稿发表”我说只是练笔而已。大学毕业后，看到冰心的同题译作，将自己的习作对照着看，自以为在信达雅上还过得去。[憨笑]。

大二时，向郑广宣兄吹牛：许国璋英语第二册教材内，任何一个英语生词，你都难不倒我。广宣说：“敢打赌吗”我说：“赌啥”广宣说：“赌一块红烧肉吧！我随机抽检20个词汇，拼写全对，我买你吃。错一个，你买我吃。”“成交！”结果，我赢了。红烧肉有没吃，倒忘了。

但说实在话，大学期间，我的英语学得不咋滴，比小炯兄等差远了。关键在于词汇量怎么也突破不了5000大关。更重要的是，我暗恋的对象不爱我，失去了学好英语的动力。[又一笑].不过毕竟是用功过的，出国旅游，在特定的语境下，有些词汇还是能脱口而出，但仅此而已。

钱志熙：今天准备专心写论文了，仍然忍不住打开本群。本来只想当个潜水员，看到立汉兄的发言，仍忍不住想说两句。一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暗恋事迹[偷笑]。二是他说“记得读大一时先来个英语摸底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班，成绩相对好的进英语快班，其余的根据个人志愿进英语慢班或日语班。”这事我真没印象了。但想一个古典，就是唐代宫廷里乐部人员的遴选与淘汰。凌廷堪《燕乐考原》卷一“案《通典》：‘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唐人极重之，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见香山诗自注。”这事与当年中文系外语分班绝类。[呲牙]。我们就是“绝无性识者”。[捂脸]。

昨天我和朝骞兄说，我们学日语的，把你们学英语高的看一等，一新与仕忠也都同意我这个看法。日语我是学得中不溜，全靠考硕、考博逼着提高了一下。老樊日语学得好，仕忠背单词也比我认真。我总有点看不起日本鬼子。我没想到后来在日本呆了三年，会话阅读是基本上过关，写作不行。第一年在东大报了一个班，跟留学生一起学日语写作（他们是非得会写不可的，好多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学中国文学，论文过不了，不是内容，而是日语写得不行），但上了几堂课，就又退堂了。因为毕竟是在那里当老师，即使一句日语不会也没关系，而且还会被人看得高一点。[呲牙]。

话说回来，正如一新兄说的那样，当年没选英语，仍是终生遣憾。后来也有几次发心学英语，并且也有条件，但都坚持不下去。早年一位同学去美国时，要我给他写信，我说，我信封不会写呀，他说：信封上几个字有什么难的！他说得无心，我听了心好痛呀。[呲牙]。

韩兆铭：英语是心中的痛。

陈亚敏：我高中时，学校开设英语课，虽然不太正规，但好歹记住了26个字母和当时的一些政治口号，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里，成绩还算不错。高中毕业后，待业、上山下乡了几年，早已把所学的还给老师了。我高考复习时没复习过英语，自然也不敢参加英语考试。大学英语分班时，我的摸底成绩也只能分到慢班。大学四年，我觉得花费时间最多的是英语，好像最难的也是英语。好在我短期记忆还好，考试都能顺利过关，成绩良好。工作后，精力转移，加上功底不扎实，英语就渐渐地荒废了。其实，没有坚持把英语学好有时还是很后悔的。特别是每次出国，这种感觉更强烈。在国外这种又聋又哑的滋味不好受，发誓回国后一定要好好补补英语。回到家后，也装模作样地看了几天书，接着便将这事抛之脑后了。轮番几次，便完全失去了信心。没把英语学好，是我大学学习的一大遗憾，以致于我现在有时做梦还会梦见要考英语了，而我却整学期都没去上过英语课，吓得一身冷汗。

二、朋友们的回复

孙立（中山大学。77级）：提起英语口难开，慢班快班次第来。考试得过90分，实际水平相当菜！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77级）：我1971年上中学，学校开设了外语课，但是，全年级10个班，选了3个班学俄语，我们班就在其中。四十年后到俄罗斯开会，某些场合还能对付着说上几句，就是那时打的底子。

七七级考大学时不考外语，不必担心语种的问题，考上大学之后，就没法回避了。其实也没有选择，好像当时我们学校并不开设其他语种，大学外语只有英语。于是，在21岁那年，我就从ABC开始学起了英语。说来也巧，教英语的周老师原来是教俄语的，英语实际上是他的第二外语，这一点倒是让我觉得亲切，尤其是他的一些发音带着点俄语腔。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好教材，我记得，大一那年，我们的英语教材是油印的，内容则基本上都和政治有关，估计是太过匆忙，来不及编新的，所以我至今都能熟练地说出“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这样的词汇。

黄仕忠：对。你们七七级更没有教材。我在78年下半年入学，之后能找到的新出外语教材，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说明高考虽然恢复，教材却不是一下子可以跟上的。

周大鸣（中山大学。77级）：我学英文比较早，在初中就开始学了。因为是农业中学，没有专门的外语老师，老师是学俄语的底子，自学英语然后教我们。老师喜欢文学创作，他把文革的一些歌曲自己翻译成英文，上课教我们唱。翻译虽然不准，但是效果很好，大家都愿意学唱。如《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等，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些。

到高中，英文老师是过去教俄语的，教英文单词时常常教我们俄语发音，我仅记得一首英文的《国际歌》。高考没有外语，进大学英语摸底考试，好像还及格了，说明基本语法和词汇还是掌握了。但是发音一塌糊涂，这也影响听力。不幸，老师还是一位俄语老师教英文，老师是广州人，汉语我们也听不太明白。大学学的基本是哑巴英语。

那时是死背单词，用纸条做了单词卡片，排队买饭时都背单词。后来，背词典，一本简明英汉词典都差不多背下来。毕业留校以后才开始听读训练，花很大的功夫纠正发音。我在职考的硕士和博士，硕士英语是全国考试，也顺利通过。

1993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专门找了一个中国人少的大学访问，目的就是提高英文水平。离开前，用英文到几个大学讲座，都很顺利。回来后参加博士入学考试，英文差不多考了满分。后来又兼职做英文刊物的主编，做了10年，阅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二外学的日语、法语，通过考试以后都忘了。

廖可斌（湖南师大77级）：初高中时曾短暂学过英语，大约是所谓邓小平“右倾回潮”时，教材也是“万岁”“北京的金山上”之类。我们还把英语读音用汉字标出来，现在还记得，后来才听说这是最有害的学外语方式。记得一次英语期末考试，就是考100个单词，50个汉译英，50个英译汉，一个一分。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是不学了。当时湖南流行的口号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上大学后，看到有同学学外语，自己也找了一种老版《基础英语》自学，我认为这是编得非常好的一种英语教材，应该是上下册。学完后相当于许国璋编英语第四册水平。我又接着自学许编英语第五册，这套教材共8册，从第六册还是第七册开始，就不是许主编，而是一位陈先生主编的了。我学到第七册就有点吃力了。语法方面反复学的就是张道真主编的教材，特别重视短语和习惯用法。

大学二年级开始开英语课，也是经过测试，分到快班。临毕业时，我觉得单词量和语法基础比较扎实，看钱歌川编的《英美散文选》和一些节选本英文小说没问题。考硕士时，很多专业很好的人，就因为外语考不好，不能录取。倒是外语专业的人，恶补一点其他专业的知识，就能录取，这成为当时研究生招生中的一种现象。

当时硕士生招生外语考试是全国统考，我的外语成绩是92分，而许多外语专业毕业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者，外语只有80多分，可能他们都把精力放在恶补专业知识方面了。但是，我跟很多同龄人一样，学的是哑巴英语。当时想要有个录音机也不可能。记单词完全根据字母念，不管轻重音、连读。这样有利于记住单词，但念出来特别是念成句子，就不对了。我听不懂别人说，别人也听不懂我说。

在杭大读博士时，是一个美国洋教授丁博敦教英语一年，他特别注意纠正我们的发音，提倡快速阅读，改变我们写作时用中文表达方式转写（Wordy）的习惯。我觉得自己的英语好像到了过关的临界点了。可上课结束后，又退回去了。这就是大家所谈的语言环境问题。——后来几次出境，每次都好像恢复一点了，回来就又退回去了。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78级）：本科外语大家水平差太多。分了快慢班。在快班我学了大概一个月，通过考试，得以免修。于是每周省去四节外语课。不过，外语最终仍未真正运用自如。中大读博要求二外，我选择日语。只是混过成绩合格。后来根本没有用上，全部还给老师啦。

吴义雄（中山大学。79级）：我自过年以后，已经看了几个月的英文手稿，看到你这题目，觉得好像有感应似的。这些年来一直依靠英文资料做研究，所以总是感到自己的英文水准不够，需要提高，无奈已届耳顺之年，没办法。

我也是到高中才学英语的，一位学俄语出身的老师教的。我七九年高考英语11分。到大学从头学，总算把26个字母大致读准了。后来因为希望考上研究生，所以很用功，考研时也算高分，所以读研时分到快班，一个学期通过，——也就是说不用再学了，就此抛荒。

后来是80年代末被当时的出国潮所裹挟，在中大的“英语培训中心”强化培训大半年，然后联系出国、准备各种英文材料、考托福、GRE，这样折腾几年，国没出（拿到赴美签证的当天，决定放弃），英语却开始用起来了。

漆永祥（北京大学。83级）：说起外语考试，我是满腔仇恨，无处诉说。因为1983年外语百分之百计入高考总分，就被我幸运地遇上了。

我当时连汉语拼音都不会，是临时学的，记得语文考了3分的一句话，把拼音写出汉字，我错了一个字，得了2分。英语基本没怎么学，上午考完好像是地理，中午自己糊弄吃完饭，帮我舅爷打土坯，舅爷说你不是在考大学么我说下午考的我不会。干到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去考试，不到半个小时我要交卷，监考老师还不让交，浪费了好几分钟时间。结果考了29.5分，那真是大喜过望了，远远超出预料。

到了大学，据说学校排公共英语课，排到历史系时，没老师了，说历史系学日语也不错，就给排日语了。我们用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编的那套8册的日语教材，我想既然重新学一门外语，就努力学好，花了大苦功整完了前4册，我的最高光时期词汇量肯定是过万了，但口语不行是哑巴。这套教材一点都不实用，我至今想着应该状告教材编写者，因为例句多是废话，比如“你将来要做什么我将来要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平时口语中哪里用得上！

但我考硕、考博也算沾了小语种的光。中学那几句英语，从此忘得干干净净，自己也就被圈在古书中，不得翻身。此中得失，真不知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了。

当年，我还经常被拎去做日语翻译，曾发表过翻译的日本学者池田温《日本人与敦煌学》，可算唯一的纪念。现在如下坡的驴，连单词也基本上全交给老师了。所以，我对外语水平高的人，体育运动员和音乐演奏家，都佩服得不得了，因为我好了一辈子体育和音乐，玩了好几样乐器，没有一样玩通的。现在坐在冰冷的几案上捉蠹鱼，我丝毫不抱怨，因为此中委曲，都是自家不中用，怨不得他人，唯闭门思过，仰面躺平而已矣！

朱国华（华东师大）：当时我们英语高考成绩记得只算参考，五十分还是多少。读大学时没人重视，大二的过了，就没啥英文课了。想去外语学院蹭课，据说管理严格，小班课，不让蹭。记得孔罗荪的公子孔海力老师给我们上了专业英语，就是翻译《伟大的传统》。

陈文新：用中文注音！

黄朴民（杭州大学78级）：我虚长仕忠兄两岁，但没有上过高中，读初中时，英语课是开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LongliveChairmanMao！第二课，毛主席万万岁！AlonglonglivetoChairmanMao！第三课，Workers、peasantsandsoldiersareourgoodteachers.（工农兵是我们的好老师）。还记得看过英语动画片《半夜鸡叫》，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地主周剥皮的台词:Getup！Yourlazybones！（起来！你们这些懒骨头！）后来也自学了一点，记了千把个英语单词，还搞清楚了at、in、on这类介词的用法。

高考时，英语考试，不计入总分成绩，我去试了一下，得26分。入学后，英语成绩摸底考，然后分班，全年级82人，根据摸底的成绩，分3个班，我居然混入快班。不过，语言方面，我的确是个笨人，投入多，效果差，考硕，不多不少得60分，惊险低空掠过。考博，也是卡着线过关。这是一门让我付出甚多而回报最差的课目，想起来，只有伤心，毫无欣喜！

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78级）：我学外语有故事。初中学的是俄语。高中不录取我，被调剂到一个职业学校学会计，半工半读，不学外语。

文革中，和老同学相约学英语。花半年工资买过一架六管收音机（上海牌162型）。语言是口耳之学，光靠看书是不行的。1971年前后，借来几张旧英语唱片，请开封师院英语科毕业生（时为棉纺厂女工）指导听唱片学语音。但字母表没学完，来了位市委干部，自我介绍说是英语老师的姐夫，也是房东，他板着脸说，不许在他的房子里学外语，否则就没收唱机和唱片。他说，有人反映这房子里有年轻人在说外国话，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老师不教了，只好偷偷用收音机从国外的英语广播教学节目中学。当时对外语广播干扰特别厉害，不得不将声音调大，结果有邻居敲门警告，告知收听敌台的政治后果（感谢这位高邻没到派出所揭发）。

因曾自学英语，高考时得70多分，是全系第一名，第二名59分，多数在30分以下。大二刚开学，我露了一手：和同学们一起外出时，碰到一对英国来的青年夫妇（在新乡师范学院当外教），我用结结巴巴、错误百出的英语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这可让同学们惊呆了。

前些时见了几位同窗，闲聊时，谈到大学里学英语的事。某兄突然说，当年你和外国人的谈话，有关部门都有详细的纪录啊。——我听了大吃一惊。

某兄说，有一次，查看材料时，偶然发现有我和外国人的几次谈话记录！

我是一九七八年考上的大学，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政治上无知的我，常无所顾忌地找街头的外国人练口语。万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记录存在。

胡晓真（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黄仕忠要是我学日语有您当年百分之一认真就好啦！

黄仕忠：可是有什么用呢俄语老师，广播业余教材，教材中都是革命口号与中文词汇，学了个哑巴日语，当然那时以为一生不可能出国去和日本人讲话的，——所以，这注定了我们这一代，也就混个这样啦。

胡小真：再把您「丢」到日本去一年，最好旁边没有汉学家，很快就perapera了！我虽曾去京都访问一学期，但周围都是中文系朋友，于是日语一点没长进。

黄仕忠：我在日本期间，也是一心只在我想找的文献上。等到文献找完了，也就失去再到日本的动力了。[呲牙]。

胡小真：偶尔搁置学者身分嘛！就是要去一个没有文献，没有汉学家的地方！

黄仕忠：那就太苦啦。学了也不知道做什么用。[呲牙]。既然我去日本主要是想获得资料，以及与汉学家交流，他们都会讲中文，何必那么辛苦！——于是什么也没学会。

胡小真：是啊，是啊，所以我也在日本汉学家的照顾下，语言完全没进步。但现在看女儿靠自学都能读川端康成，跟人讲话，就觉得自己很笨呀。

黄仕忠：陈正宏教授初次去日本，用的是复旦与庆应早年的合作项目，每月只有九万日元。复旦觉得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就改一年期为半年期。陈教授大为生气，说，我就要一年的！宁可自己倒贴生活费。他到了日本，日本学者知道了他的情况，都想帮他，请他去做讲座。于是这家伙拼命查资料的同时，也是拼命学日语。居然三两个月后，可以用日语演讲了。之后更是如鱼得水。所以，人必须要逼到绝境，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吧。[呲牙][偷笑]。

胡小真：佩服、佩服！

赵延芳（杭州大学73级）：我学外语的过程，说来话长。“文革”前两年学俄语，当时还很有兴致，记了些单词和语法，学会一点普通交际会话，未及读点较长的像样课文，1966年夏就开始“停课闹革命”，1968年秋回乡务农五周年，七年中再没有同外语字母见过一面，几乎全都“还给了老师”。

1973年进杭州大学时，我国和苏联已交恶，学校里就不开俄语课，只给开了一个英语班。我们当时没有教材课本，在图书馆旁的中文、历史楼阶梯大教室（处于现浙大西溪校区教学主楼位置）上课。学会了26个字母后，老师就开始教单词，但英语字母拼读规律同俄语有别，又由于眼睛近视，我看不清老师的发音口形，也看不清黑板，根本就没法跟读。那时，除了每月国家给的生活费以外，我再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每天还需省下一点饭菜票，期末到食堂退了钱，带上一二十元回去供家用，竟是无法置办一副眼镜。

我们这个英语班从一开始就说是自愿修读，因为没有压力，也因多数学生年龄偏大，未到期末，就“淘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只剩了原先高中时学英语，有较好基础的极少数。我当然名列淘汰的极大多数之中。

刘蕊（上海大学）：我的英文是从小学开始学习的。读硕士时，舅舅建议我可以学习一下日语或者法语，因为日本和法国是汉学研究的两座重镇，或许以后会派上用场，于是便零零碎碎地学了起来。正式专注地学习法语是在博士一年级时。在老师机缘巧合的引导下，有了赴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访学的机会，于是在广州的法盟报了语言学习班，集中培训。未到巴黎前，信心满满，觉得自己的法语应该可以应付日常生活，结果一落地，面对真实的法国人讲法语，瞬间被现实狠狠地拍了脑袋，就像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讲标准的普通话一样，法国人的法语也有方音，且语速很快。后来在巴黎继续学习法语，但巴黎法盟的价格是国内法盟的三倍不止……但无论如何，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自己的世界就会多一扇窗。

【回音壁】

黄仕忠：记得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类所创造的所有财富，才能创造出新的文明。上天造物，将财富分布于世界各地，让人们用各种语言继承与创造。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整个地球已化为一个“地球村”，人们如果仍抱残守缺，独守一隅，便意味着落后，便要挨打。所以，外语不仅是一种沟通与交际的工具，也是吸取人类共同财富的重要津梁。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就不可能完成具有超越性的创造，也不可能对人类文明有更多的贡献。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更不是西方独霸的资源，而是人类共同体相互交流、创造世界新文明的通用工具。多一门语言，就多一扇帮助阿里巴巴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我们这一代已经被耽误了，希望下一代人，不再重走我们的老路。

当然，任何学习，都是辛苦的，这世上岂有不劳而获之事

朱承君：抛玉引砖，再砌砖墙。仕忠创造了一种写作新体裁。[强]。

钱志熙：“砌砖墙体”，承君兄这词好。[强][强]。

钱志熙：我初中在公社中学读，没英语课。高一上了一学期英语，学了国际音标和几个单词。当时河南一学生因英语没考好，写诗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照做接班人。”结果被老师批评，投水自杀。这事件影响很大。印象中因这事停了英语课。

百度资料：1973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名15岁中学女生张玉勤，一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因受老师批评，投河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