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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静妈妈，作为一位八岁孩子的母亲，我深知女人从怀孕到生产再到孕育宝贝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感谢自媒体平台给我提供一个分享的机会，把我的经历结合营养师所学的专业知识从各个方面都分享出来，让更多的新手宝爸宝妈们少走弯路，大家都能把自己的小宝贝养育得棒棒哒。

很多宝妈生完宝宝奶水不充足，甚至完全没有，或者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去给孩子喂奶，宝宝就只有靠和奶粉，市面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让我们眼花缭乱，出来牛奶奶粉，又有羊奶粉，骆驼奶粉，真不知知道应该选哪种。

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保健观念的变化，加上三聚氰胺事件对牛乳业的冲击，羊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打着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更易消化吸收”的卖点，羊奶逐渐成为部分消费者的首选。部分商家更是大力宣传“羊奶可以取代人奶”。但专家就提醒过消费者，牛奶和羊奶的营养价值差别并不大，二者的营养价值都比不上人奶好。1岁以前的婴儿应首选母乳喂养，如果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母乳喂养，才选用婴儿配方奶。

羊奶牛奶各有优势

羊奶(山羊或绵羊奶)，味甘、性温，有补虚养血、滋阴养胃、补益肾脏、润畅通便、解毒的作用。有专家就说过，单从动物奶类的营养价值来看，牛奶与羊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都含有较优质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由于牛奶的产量高，加上部分人无法适应羊奶，所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是牛奶，少见羊奶。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2002)》中羊奶和牛奶的成分对比，可以看出，在钙质、蛋白质和锌的含量上，牛奶比羊奶优势更高，而在维生素A、碳水化合物、烟酸和磷的含量上，羊奶则明显比牛奶优胜。所以，不能简单地作出哪个好哪个不好的结论，想长个子补钙的人可以喝牛奶，想保护视力、恢复体能的则可以选择羊奶。

很多数据研究表明1岁前婴幼儿应慎喝羊奶。母乳始终是最好的人类婴儿营养品。羊奶的营养价值远不及母乳，不能满足婴儿生长发育的营养需要。建议1岁以前的婴儿首选母乳喂养，其次是婴儿配方奶粉，1岁后可以开始添加羊奶或牛奶。但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建议最好还是喂养婴儿配方奶粉，将羊奶和牛奶作为辅食。

中国人容易缺乏钙和维生素A，建议成人每天应饮用300克的牛奶或者羊奶，中青年可喝全脂奶，老年人则要注意选饮脱脂奶。但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由于羊奶的乳糖含量比牛奶更高，饮用更容易产生腹泻，可用发酵后的酸奶替代鲜奶饮用。此外，高血脂的病人也应少喝鲜羊奶或牛奶，因其胆固醇、脂肪含量较高，可用脱脂、低脂的羊奶或牛奶代替。

骆驼奶又是何物

沙漠白金骆驼奶，因为骆驼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特别耐饥渴，人们能骑着骆驼横穿沙漠，所以有“沙漠之舟”的美称。骆驼奶是很少见的大骆驼产的奶，其中的血清却非常高，而且奶汁里含有一定量的降糖成分，对于那些高血糖和糖尿病的患者，喝一些骆驼奶有助于实现糖降低，但是对于那些低血糖的患者是千万不可以喝骆驼奶的。驼奶最大的特点是富含天然的乳铁传递蛋白和溶菌酶，这两者都是具有杀菌、抗病毒的作用，对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是有一定帮助的。

而且驼奶所含有的重链抗体与母乳中的抗体结构相似，消化吸收率高，所以宝宝喝骆驼奶提高免疫力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驼奶是市面上出来为数不多的奶制品，三岁以下孩子尽量不要喝，等宝宝的各项机能都发育成熟了再适量的加一点，尝试着慢慢适应的加一点也是可以的。

最后还是要强调一点，母乳才是孩子最好的礼物。

2017-11-2016:21|浙江新闻客户端

摘要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强调必然性的“destiny”（命运）观印度强调偶然性的“pratītyasamutpāda”（命运）观中国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的命运观

任何观念，一旦提出，就进入到观念史的逻辑之中，既出现与提出者原义相合的效果，也产生超出提出者原义的景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个新观念。这一观念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互动中，激发出多样讨论，衍生出多种流向，乃至出现内容的滑动和转义。本文拟就与这一观念关联的三点内容，进行初步探讨。

一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命运观念的阶段演进与文化互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中的“人类”，指的应是作为整体的人类。人类作为共同整体的出现，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进入现代进程之后开始的。原始时期，各大洲的各类族群，领土甚小，规模不大，交往很狭，根本谈不上可以互知的人类整体。早期文明时代，古代埃及，古代两河，古代印度，中国夏、商、周，美洲的奥尔梅克等文化，基本上各不相通，也谈不上在整体上业已互知的人类整体。轴心时代，地中海的古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以及相关相通的波斯文化，印度的奥义书、佛教、耆那教，中国以老子（约前571—约前471）、孔子（前551—前479）为代表的先秦诸子，都产生了理性思想的哲学突破，伴随着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在欧、亚、非之间的交流，世界的互知已有一定规模，但基本上还是各自为体，仍谈不上可以基本互知的人类整体。只有当现代社会在西方兴起，以科技革命、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现代工业、现代政治制度等进行整体的组合推进，并以世界贸易、军事远征、八方殖民等关联方式向全球扩张，把全球组织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才真正形成了作为整体的人类共同体。

地球上的人类自世界的现代进程形成统一的共同体以来，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大致是从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西方话语对此有几种词异义同的称谓，现在多称为“早期现代”（theearlymodern），汉语称为“近代”。这一时期，整体的世界被西方学者分为“西方”“非西方”两大部分，前者被认为是文明的、科学的、理性的、先进的，后者被认为是愚昧的、迷信的、非理性的、落后的。按照这一划分，这时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就是西方人用文明、科学、理性、先进的观念和工具引导世界进入大同，非西方人则学习西方的文明、科学、理性、先进的观念和工具让自身融入现代文明，实现世界大同。因此，这一时期也可以归结为：人类共同体在西方文明“指引”下的命运演进。

第二阶段，大致为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到1990年苏联解体。这时的人类共同体被分为三个世界：一是西方型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体现为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二是苏联型世界（在“二战”后形成一个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三是在西方型世界和苏联型世界之外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力量相对弱小，虽然内蕴多种多样的命运观，乃至形成不结盟运动，但从总体来讲，这一时期的人类共同体主要呈现为两种命运观：西方型相信，资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而成为人类的共同命运；苏联型相信，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而成为人类的共同命运。

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与互联网的世界普及，还可上溯到西方思想界从现代思想到后现代思想的转变，上溯到1950年代电视在西方的普及以及随后在全球的普及，上溯到新兴经济体的各种改革的启动，上溯到石油战争和伊朗革命以来的伊斯兰世界的变化，等等。这一时期被称为“后现代—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美国虽然仍是西方领袖并成为世界霸主，但各新兴经济体、阿拉伯世界、拉美世界、东盟世界等各类文化的自主性日益增强，人类共同体的多元文化面相正在形成。在这一阶段，一方面，人类作为共同整体，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人类整体的命运观更显多元。不同文化的命运观各不相同，乃至各有自己的思想自信和道路自信。可以说，人类既因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电信、军事、旅游等流动的日益加强而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共同整体，又因地理、历史、制度、思想、文化、美学的多元而有不同的命运观。

“命运”是一个多义词，本身就存在多种多样的理解。这里试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此概念的英语翻释，来窥见其中的复杂性。最初，中国学者为宣扬这一观念，将“命运”英译为“destiny”，但熟悉西方思想的学者一看就感觉不妥，因为，当西方人看到“destiny”（西方型命运）后，感受和理解的，会是与汉语的“命运”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词义。后来，又改译为“future”（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译为“a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这样译，从英语的角度来看，有点别扭，因此，近两年再改译为“a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mankind”。从语言上讲，英语更地道了，但用词未改，表达的思想内容也未改。从思想内容上讲，把命运译成“future”，汉语里“命运”一词的词义就没有了。一方面，汉语“命运”的当下内容被“未来愿景”所置换；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中内蕴的哲学思想深度和中国哲学特色也完全不见了。这样，中国虽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人类共同体中非汉语世界的人基本没有理解到这一观念中“命运”一词的内容。这样，让汉语的命运观为当今人类共同体所理解，就成了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只有在进入比较哲学的领域，才会明晰起来。

二中、西、印思想中命运观念的内容异同

人类思想，从原始时代到早期文明到轴心时代的演进历史看：在原始时代，多种多样，“1915年，人类学家算出650种各种类型不同的文化”。与之相应，此时盖有数百种命运观念。在这数百种文化中，至少有七大类演进到早期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中华文明、非洲的约鲁巴文明、美洲的玛雅—阿兹克—印加文明、印度河文明、欧洲的卡尔特文明。其中，每一大类下面都有自身内部的小类和与之关联的文化，形成复杂的文化网络，这些大类小型以及关联文化又各有与之相应的命运观。到轴心时代，在地中海、印度、中国产生了哲学突破，产生了三大理性思想类型，三大思想内部又产生了不同的亚型。例如，在地中海就有古希腊哲学、希伯来宗教、波斯宗教，希伯来的犹太教又衍生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再分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伊斯兰教又衍生出逊尼派、什叶派、苏非派；同样，在印度本土和中国本土也有多种亚型，以及受其影响和与之互动的广大地域衍生出新的亚型，从而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命运观。但综合起来看，具有理性思想的命运观基本为三：西方，中国，印度。大而言之，命运观的差异主要出现在这三种思想体系之中。

（一）西方的“destiny”(命运)观

西方的“destiny”（命运）观，来自古希腊人的“moira”（命运）观。康福德（，1874—1943）从西方思想后来的结果回看过去，发现古希腊的“moira”（命运）观起源于原始社会之“灵”（daemon），产生于空间强调而非时间强调。其命运观与划定原始之“灵”所在圣地的空间结构有关。

空间结构最易实例化性、明晰性、确定性思想。如果说，与“灵”相关的“命运”强调进行划分的灵行，那么，与“灵”相关的“logos”（逻各斯）则彰显划分确定后的灵显。海德格尔（，1889—1976）在对“逻各斯”的词源考据中，提出了逻各斯一直被西方哲学所遮蔽的“看—显”词义。他说：逻各斯的“功能在于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让人看……把话题所及的存在者从其隐蔽状态拿出来，让人把它当作无蔽的东西来看……（以让人看的方式）把某种东西放到某种东西之前，从而使这种东西作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呈现出来”。

当古希腊文化从原始之“灵”演进到早期文明之“神”（theos）时，一方面，世界的整体空间划定得到强调，宙斯统领天空，波塞冬统领海洋，哈迪斯掌管冥界，世界以三个部分（moirai）的结构出现；同时，又显现为一种明晰的“logos”（秩序）。另一方面，神体的空间明晰性得到彰显，神以最美的人的形象出现。美体现为身体的美的“比例”（logos）。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把“mythos”（神话）与逻各斯关联起来：“神话是告人之言，在古希腊人看来，告之就是去敞开什么，使什么显现出来，也就是外显，神的显现，在场，‘神话’就是在场者，呼唤无蔽中的显现者，神话最至彻、最深切地关照人的本性，它使从根本上去思显现者、在场者。逻各斯也是说的同样的东西。”早期文明的古希腊思想，从神的世界、神的形象这两方面都突出了神的本质性和实体性。在古希腊思想的演进中，在由“灵”而来的“命运”和“秩序”里，不但产生了神，形成了一个以宙斯为首的诸神世界，“命运”自身也成为作为整体的命运女神。

对古希腊的命运观念要作更深的理解，还需进入到古希腊哲学两个更为重要的思想：一是古希腊哲学形成的世界是一个“实体”（oυσίa-substance）的世界，在“物理”（Phisis）上以原子这样的实体为基本结构，世界上的一切都由原子组成；在观念上以“理式”（ιδεa）这样的实体为基本结构，世界上的一切都由理式而来。二是古希腊对世界进行了现象与本质的两重划分。世界和事物在现象中呈现为不断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变化，呈现为偶然性。本质是世界和事物确定的一面，无论现象怎么变化，本质不变，与必然性相连。在古希腊哲学化的进程中，“命运”演进为具有必然性的“law”（法则）。从理性方向讲，与“命运”一样来自原始之“灵”而又演进为客观之“逻各斯”，以必然性的力量决定了宇宙的演进，并体现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前384—前322）的具有刚性的形式逻辑。从宗教方面来讲，与“逻各斯”一样来自原始社会之“灵”的客观的“命运”，以必然性的力量决定了个人的命运。最能代表古希腊命运观的实例是俄狄浦斯的命运。阿波罗的神谕，宣告了俄狄浦斯的命运是杀父娶母。俄狄浦斯之父拉伊俄斯在得到这一命运之谜后，进行了最大的努力，想逃避这一命运，但结果呢这一命运以必然性的力量予以实现。俄狄浦斯在得知这一命运之谜后，也进行了最大的努力，想逃避这一命运，但结果呢这一命运以必然性的力量予以实现。俄狄浦斯的人生进程，按杀父娶母的方向运行。

从俄狄浦斯的故事可以知道，西方的命运观含义有三：第一，命运是与必然、本质连在一起的，与偶然、现象无关。偶然之事很多，只有与必然相连的偶然，才与命运相关；只有与本质关联的现象，才与命运有关。俄狄普的一生有很多现象，只有与杀父娶母的走向有关的现象，才与其人生命运关联起来。第二，命运由于与必然性相连，因而必然要实现，不可改变。能改变的就不是必然性，不是命运。因此，无论拉伊俄斯进行了怎样的努力，都改变不了被儿子杀死的命运；无论俄狄浦斯进行了怎样的努力，都改变不了杀父娶母的命运。第三，找出什么是命运，成为宗教思想的重心所在；找出什么是必然性，成为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对命运—必然的追寻中，西方型的悲剧，西方型的宗教，西方型的哲学、西方型的科学，都产生了出来。

（二）印度的“pratītyasamutpāda”(命运)观

在印度思想中，与西方的“destiny”、中国的“命运”可以对应的是“pratītyasamutpāda”，汉译为“缘起”。即一物产生之“生”叫“起”（samutpāda），物何以生之“何”为“缘”（pratītya）。事物由“缘起”开始了自身成、住、坏、空的命运行程。

“Brahman”一词的名词词干即主格的“bráhmā”，来自词根“bṛh”，意为“膨胀”（toswell）“扩张”（toexpand）“成长”（togrow）“展开”（toenlarge），体现的正是“梵”作为原始之灵所具有的“气化万物”的特征。

在原始时代，“幻”“梵”“我”三者有相同的本质，皆为宇宙万物后面的灵体，又有不同的功能。“梵”更多用于指宇宙灵体的整体之性，“我”更多地用在宇宙灵体在个体上的显现，“幻/摩耶”更多地用在宇宙之灵在万物生、住、灭的具体形态。与古希腊思想对空间性的强调而产生了实体性本体不同，印度思想对时间性的彰显而产生了虚体性的本体，“梵”“我”从原始之灵上升到早期文明之神时，体现为主神命运的不断换位变化——从特尤斯（Dyaus）到“伐楼拿”（Varuna）到“因陀罗”（Indra）。

进入轴心时代之后，与古希腊的三大神宙斯—波塞冬—哈迪斯进行的是天—海—冥的空间划分不同，印度三位一体的最高神梵天（Brahma）—毗湿奴（Vishnu）—湿婆（Shiva）进行的是时间划分，梵天是创造之神（生），毗湿奴是保持之神（住），湿婆是毁灭之神（灭）。印度的思想演进一直在宗教的氛围中进行。在轴心时代进入理性思想之时，“梵—我”演进为宇宙的本体，“幻”演进为宇宙的现象。在本体上，“梵—我”为“ākāś”（空），乔荼波陀《圣教论》将“ākāś”称为大空。印度教的“空”与佛教的“空”（Śūnyatā）均建立在印度的基本思想之上：万物都生存于时间之中，有生有灭。印度教的“梵”由生主而来，是从物在时间生灭中的“生”立论；佛教的境界是“涅盘”，是从物在时间生灭中的“灭”立论。

（三）中国思想中的命运观

“命运”在汉语世界里，是一个复合词。

“命”的古文字为“